创新，顾名思义，创造新的事物。《广雅》中说：“创，始也。”新，与旧相对。创新一词出现很早，如《魏书》中有“革弊创新”之说，《周书》中有“创新改旧”之论。在汉语中，与创新含义相近的词汇有维新、鼎新、革新、咸与维新、革故鼎新、除旧布新、标新立异、推陈出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表示创新的成语有继往开来、独树一帜、改天换地、洗心革面、别具匠心，等等。在规范的语言表达中，创造与创新是有区别的，创造是指将两个以上概念或事物按一定方式联系起来，以达到某种目的行为或想出新的方法，建立新的理论，做出新的成绩和东西，它是建立在自己创新的基础上来制造新事物;而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在西方，创新一词起源于拉丁语。它有三层含义：一是更新，就是对原有的东西进行替换;二是创造新的东西，就是创造出原来没有的东西;三是改变，就是对原有的东西进行发展和改造。古今中外关于创新的论述十分广泛，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创新，主要是围绕保山跨越发展主题来思创新、谋创新，谈创新、讲创新，推创新、做创新。
一、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
对创新进行理论化、系统化论证的是二十世纪初的美籍奥地利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把“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相提并论。他认为创新是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在熊彼特研究的经济模型中，能够成功“创新”的人便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成功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之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他认为创新是新技术、新发明在生产中的首次应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或供应函数，是在生产体系中引进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熊彼特进一步分析说，创新是创造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控制一种新材料，实行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式。在熊彼特看来，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创新”，那就是“创造性破坏”。要全面系统深入地说，那么“创新” 一是指创造一种新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者已有产品的一种新的特征;二是指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新的方法不一定非要建立在科学新发现的基础之上，它还可以是以新的商业方式来处理某种新的产品;三是指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进入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四是指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给来源，不论这种来源是已有的还是刚创造出来的;五是指实现任何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或对企业进行重组，比如形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70年后，彼得· F ·德鲁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创新的原则》一文中系统讲述了创新的七种来源：一是出乎预料的事件;二是不调和的事件;三是过程需要;四是待业或市场变化;五是人口统计上的变化;六是观念的变化;七是新的知识。在这七种来源中，前四种创新机会来源于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后三种创新机会来源于企业和行业之外，广泛存在于社会和智力环境中。他还认为创新有四条原则：一是创新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成功的创新者既能使用他的左脑，又能使用他的右脑;二是创新必须简单化、集中化。创新必须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孤立的现象集中化;三是有效的创新从做好小事开始，而不是从不切实际的浮夸开始;四是创新需要天赋和创造性，也需要知识，更需要努力。
马云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要借鉴阿里经验》中说，近代人类历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即三次创新，第一次技术革命释放了人的体力，第二次技术革命释放了人的距离，第三次技术革命将会释放人的大脑。第三次技术革命，即互联网革命，将是跟以往不同的革命。互联网是一种技术、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未来，它不是一个虚拟经济，而是一个未来经济。这次技术革命是人类思想的大解放，是人类智慧的大开发。这次技术革命中出现的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将会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影响到世界、影响到我们的未来的所有人。
迄今为止，西方理论界对创新理论的论述和分析，从二十世纪初熊彼特最初对创新理论的系统论述，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德鲁克对创新的深入分析，都一致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公司，创新的内容是经济和技术，创新的手段是科学和管理。北京大学商学网将彼得·F·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和中国学者陈伟的《创新管理》(此书曾获得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一等奖)推荐为两本必读的创新著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今天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把创新的主体、内容、手段大大地扩大了，扩大到一切领域、一切工作、一切现象之中，这已经不是熊彼特等论述的原本意义上的狭义创新，而是扩大到一切领域的广义创新，一切行为的广义创新，一切实践活动的广义创新。
这种全领域和全方位的广义创新，需要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对创新的思维方法进行新的概括和归纳，使之不断完善。一是突破思维定式法，在思考有待创新的问题时，要善于主动摆脱原有的思维模式，将思路指向新的领域和新的客体。二是发散思维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观察同一个问题，不受任何限制的思维方式，其特征具有发散性、多维性、求异性、想象性、灵活性等特点。三是逆向思维法，从相反的方向去思考问题，往往会发现新的线索，产生超常的构思和不同凡响的新观念。就是逆事物的原理思考，就是逆事物作用力的方向思考，就是逆事物的位置思考，就是利用事物的缺陷进行思考。四是形象思维法，就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对事物的表象进行取舍时形成的，以反映事物的形象特征为主要任务的一种形象思维形式。它是以形象来揭示事物本质的，其重要方法是想象和联想。五是利用潜思维法，就是相对于显思维而言，是人们意识不到，不能直接加以控制，却能独立进行信息处理的一种思维活动。在创新问题上，能否灵活地运用多种思考途径与方法的潜思维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潜思维可以分为直觉思维、灵感思维和梦幻思维三种重要的形式。
进一步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创新的规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辩证的质量互变规律。以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说，就是否定旧的，肯定新的;以推陈出新规律来说，就是否定旧事物，肯定新事物;以披荆斩棘的规律来说，就是抛弃老路，开辟新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把这些多种、多样、多形式的创新思路、思维、思想、和方法、方式、办法加以哲学概括，创新基本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中生有”的飞跃式、质变式创新;一种是“锦上添花”的渐进式、量变式创新。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再到习近平同志，全都是创新的典范，他们对创新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一系列的创新范例。毛泽东同志对创新的经典论述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创新论述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其应用于军事的代表作是《论持久战》，应用于革命的代表作是《新民主主义论》，应用于建国的代表作是《论联合政府》，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是《论十大关系》，应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代表作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持久战》的创新在于弱国能打败强国，正义能够战胜非正义，因为在战争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新民主主义论》的创新在于革命分两步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从现实出发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论联合政府》的创新在于只有建立民主团结的政府，才是中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唯一出路。《论十大关系》的创新在于中国不能走苏联模式的道路，要走适合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探索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征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创新在于人民内部矛盾将长期存在，能否处理好这个矛盾关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毛泽东同志从学习《共产党宣言》开始，从反对本本主义入手，无论是在革命和建设中，还是在处理错综复杂的中苏、中日、中美关系上，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体现了一个创新大师的智慧之思、妙手之笔、经典之作。1972年，当尼克松访问中国结束从上海离开后，周恩来同志在北京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说，尼克松讲“我们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毛泽东同志却幽默而坚定地讲“是世界改变了尼克松”。经典妙论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同志对创新的精辟论述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仅如此，他身体力行，躬身行动，躬身实践，躬身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国两制”“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创新。更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同志是世界上伟人高龄创新的典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确定我国改革开放的主题时已是75岁;在南巡讲话中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已是88岁。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论创新的经典名言是：“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江泽民同志创新的成功案例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解决了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发展的理论支撑点的问题，解决了和平年代、建设年代怎样治党治国的问题，从而使我们党实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命性大变革，解决了一系列具体的棘手问题、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他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两个先锋队”思想，从理论上成功回答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党的阶级性和群众性的基本问题。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并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立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基础上的创新，并系统论述了理论创新是指导，制度创新是保障，科技创新是动力，文化创新是智力支持的四种创新的关系。十八大以来，党的第五代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并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这些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创新”?“如何创新”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等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15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工作时，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从云南历史和现实出发，为我省发展确定了“三大战略定位”目标，定位之准确、指导之有力、成效之明显，更是前所未有，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创新思维对云南发展的重大作用，也深刻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精神、思维对物质的反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世界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无论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德国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奇迹般胜出，日本在二战废墟上的迅速崛起，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的“中国奇迹”，都无一不是创新成功的案例。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深圳的崛起，苏州的成功，还是浦东的胜出，也都无一不是创新成功的案例。再具体来讲，无论是当年延安和西安的竞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竞争;还是当今北京、上海与东京、纽约的竞争;再到华为和苹果的竞争，无一不是创新成功的案例。这些案例，都生动地说明了创新是发展的一种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就没有发展，更不用说跨越发展。在推进保山跨越发展中物质是重要的基础，同时精神动力也非常重要，人的因素更重要，因为动力是在物质基础具备以后，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多次坚定不移的强调，跨越发展首先是人的跨越发展，如果没有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观念、认识的跨越，跨越发展就无从谈起。
二、创新是发展的创造性完善
如熊彼特所说，创新不仅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完善。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创新中的破坏只是手段，完善才是目的。只有完善了，才是真正的创新，才会结出创新的果实。“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完善” 既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创造性破坏”是“创造性完善”的手段，“创造性完善”是“创造性破坏”的目的，没有“创造性完善”，“创造性破坏”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正确理解“创造性破坏”和“创造性完善”，是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成功创新的一把钥匙。只有掌握这把钥匙，才能打开创新之门，才能走好跨越发展之路。
(一)坚持“高速发展金融为要”的投融资理念
实现保山的跨越发展，要坚持“高速发展金融为要”的投融资理念。这不仅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更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的金融性质决定的。在全球化时代，资源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金融资源更是如此。简单地说，哪里的利润高，哪里的资金安全，资金就往哪里流动。这就是经济学所阐述的“只要发展理念对，发展思路清，发展措施得当，就不会缺资金”的根本道理之所在。以我们中心城市建设为例，如果资金不是在全国、全省范围内流动，就不可能拿到167亿元的棚改资金。这是我们抓住了国家发行基础性货币，借用了省建投的平台，借用了省财政的背书，才实现了货币大范围流动。30亿元的滇西产业基金、70亿元的上海浦发行扶贫基金、40亿元的金砖基金，都是货币在全省、全国、全球流动的结果，高速发展正是抓住了大范围的资金流动的难得机遇。我们很多同志不理解深圳在短短三十年崛起的道理，其实从经济学上是可以找到准确的答案，就是资金和资源在全国、全球流动的背景下实现的。当年不是说全国的钱都往深圳扔和砸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全国和全球的资金和资源都往深圳流动。上海浦东、江苏苏州的发展也是这个道理。我市确定的“十三五”期间GDP增长11%以上、财政收入增长10%以上的高速发展目标，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无一例外的都需要金融的支撑。就保山来讲，没有2000亿元以上的资金投入，高速公路是修不起来的，机场是建不起来的，六大产业是强不起来的。现在，关键是我们要做到，用财政有限的钱来撬动银行有效的资金，再吸引社会无限的资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搭好融资平台、建好发展平台、定好发展政策。市国资公司、永昌投资公司、昌源水务公司等就是我们的融资平台;“园中园”“三个万亩”“十个万亩”就是我们的发展平台;产业发展基金就是我们的金融服务;“51+49”债权股权投资模式就是我们的发展政策。有发展平台就有项目进入，有项目进入就有产业发展，有产业发展就有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是政府服务中最重要的服务，企业有市场没有资金时，需要金融服务;居民购房有欲望没有资金时，需要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时时刻刻体现着核心和关键的作用。山东恒丰为什么愿意做大做快，就是我们“51+49”的投资模式起作用。“51+49”的债权股权模式，是我们金融服务高速发展的模式，充分发挥了政府在发展中的主导和先导作用。在发展六大产业的过程中，如果企业资金有困难，政府以产业引导基金的形式帮助企业从市场上融到资金，适当的时候再有序地退出。在跨越发展中，“一进”“一退”十分关键，进入是为了使企业尽快做大，退出是为了使企业持续发展;进入是政府助力企业发展，退出是政府放手让企业发展;进入是为了加快发展，退出是为了持续发展。高速发展金融为要，就是如此奇妙!敢不敢进入是胆量，会不会进入是水平。同样，愿不愿退是水平，会不会退是智慧。不敢进说明没有担当，不会进说明没有水平。不愿退说明没有担当的水平，不会退说明没有发展的智慧。“51+49”的股权债权模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式，搞好了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搞不好是一种金融风险，甚至是一种金融灾难，因为创新都是有成本和风险的。辩证地看，创新会有大胜利，也会有大失败;创新会有大收获，也会有大灾难;创新会有大发展，也会有大退步。否则就不叫创新，而叫按部就班，叫因循守旧，叫不思进取。因此，在跨越发展中提高成本和风险意识尤为重要。以美国为例，1929年和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既是经济发展的大危机，也是金融业发展的大危机，但美国从来没有因危机而停滞过创新，包括最近的全球金融海啸，也没有影响金融创新。现在华尔街仍然是全球金融创新中心。
(二)坚持“产业发展集聚为要”的园区管理理念
实现保山的跨越发展，要坚持“产业发展集聚为要”的园区管理理念。在跨越发展中，产业实，发展才会实;产业强，发展才会强;产业快，发展才会快;产业优，发展才会优。从国外经验来看，英国工业革命的跨越发展就是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发展的跨越发展，德国的跨越发展就是世界科技中心形成的跨越发展，美国的跨越发展就是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发展的跨越发展。从国内经验来看，深圳的跨越发展得益于“三来一补”的出口贸易发展，苏州的跨越发展得益于大量外资进入的发展，浦东的跨越发展得益于金融开放。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企业的集聚。英国的跨越发展得益于纺织和钢铁工业的集聚，德国的跨越发展得益于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集聚，美国的跨越发展得益于钢铁工业和互联网企业的集聚。同样，保山的跨越发展，就看大数据产业能否集聚发展，纺织业能否集聚发展，食品加工业能否集聚发展，硅基产业能否集聚发展，装备制造业能否集聚发展，电子信息产业能否集聚发展。“园中园”建设就是为集聚产业搭建的平台，轻纺产业上的天津纺控和恒丰集团标志着集聚发展的起步。集聚产业发展关键是要实现规模化，规模化发展才能实现发展的规模效益;集聚发展才能有效降低配套成本，发展成本降低又带来产业集聚;集聚产生产业链条，产业链条延伸集聚更多产业;集聚产生放大效益，放大效益扩大市场。政府推动集聚，集聚倒逼政府。讲产业，就要讲集聚，只要集聚了，困难就迎刃而解，发展就水到渠成，跨越发展就顺理成章实现。浙江义乌就是产业发展集聚的成功案例，或者说浙江每个市、每个县发展的成功都得益于产业的集聚发展。浙江有皮革县、有五金县就是最好的案例。也就是说，一个市、一个县要实现跨越发展，就在做大做强做优了一个产业，让这个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能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产业体系。以进驻我市的西安隆基为例，单晶硅拉棒只是众多的产业链中的一环，还有很多上游和下游的链条和企业。因此，我们搞“园中园”建设就是为了解决产业集聚问题，目的是让更多企业进入，使之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隆基单晶硅拉棒已经投了34亿元，最近又要追加投资15亿元，但是这还不够，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要投到200亿元以上才能形成，这就是集聚的效应。同理，我们完全相信，昌宁园的生物产业发展会集聚更多的企业，施甸园的发展会集聚更多的装备制造业，隆阳园的发展会集聚更多的电子信息产业。
(三)坚持“经济载体城市为要”的城市发展理念
实现保山跨越发展，要坚持“经济载体城市为要”的城市发展理念。我们都知道，生产要素都会往条件最好的地方流动，而城市往往又是生产要素最好的地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城市之间的竞争;省与省之间的竞争，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因为城市承载着产业，承载着企业，承载着人才，承载着管理。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是北京、上海与华盛顿、纽约的竞争;中国与日本的竞争是北京与东京的竞争，与英国、德国也是同理。云南与四川的竞争，是昆明与成都的竞争，与广西、贵州也是同理。保山与玉溪的竞争，是隆阳区与红塔区的竞争，与大理、楚雄也是同理。因为一个城市承载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好的产业、最好的企业、最好的人才、最好的管理。因此，城市与产业的关系是承载与被承载的关系，要有好的产业，必须有好的城市;要有好的企业，必须有好的城市;要有好的人才，必须有好的城市;要有好的管理，必须有好的城市。我们为什么要建设“三个万亩”为主的城市生态廊道，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以最好、最美、最亮、最绿、最净的城市，吸引最好的产业、企业、人才和管理。我们建不了最大的城市，但我们一定要努力建设最好、最优、最精、最特的城市。“三个万亩”是我们建设好城市的起点，保一中是我们建设好城市的起点，青阳片区的保山第一人民医院是我们建设好城市的起点，永昌阁是我们建设好城市的起点，红花安置房是我们建设好城市的起点，沈官和廖官安置房是我们建设好城市的起点。好城市要具有规划好、项目优、管理强等特点，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素质优秀的好市民。有了好的市民，特别是文明市民，建设好城市的核心和关键就具备了。农民洗脚进城易，洗脑进城难，这个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甚至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建设绿色为主的生态城市，建设文明为主的文化城市，建设产业为主的强大城市，建设文明市民为主的优秀城市，最终成为承载强大经济优势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才是成功的城市。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决不能把理念搞歪了。人的现代化、人的文明化、人的优秀化才是城市建设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城市优劣是由人来评价，是由入住城市的人来评价，尤其是外来入住的人来评价的。 国际通行的评价一个好城市的标准是“企业家集聚度”，也就是用一个城市入驻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五百强”企业、中国民营“五百强”企业的数量来衡量的，而不仅仅是“四创两争”，那只是评价城市的客观化标准和标准化量化，而不是第三方标准，第三方标准才是最严格、最科学、最客观、最全面的标准。新加坡是只有一个城市的国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却入驻的最多，欧洲的瑞士也是如此。因此，新加坡、苏黎世、日内瓦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十二五”期间，腾冲市为什么比隆阳区发展快，就是入驻的大企业比隆阳区多。“十三五”开始，隆阳区发展为什么比腾冲快，就是隆阳区入驻的企业，尤其是产业类的企业比腾冲多。因为城市环境逐步改善了，基础设施逐步改善了，企业才愿意来入驻。在招商引资中，我们反复强调要看青华海西湖、看永昌阁、看保一中也是这个道理。展望未来，保山跨越发展取决于城市，取决于绿色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因为“三个万亩”容得下大企业、大产业、大发展，所以“三个万亩”建成之时，就是大企业纷纷进入之时，就是中心城市建设跨越发展之时。
(四)坚持“农业发展规模为要”的土地流转理念
实现保山跨越发展，要坚持“农业发展规模为要”的土地流转理念。我市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农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体制创新，得益于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得益于复种指数的提高。但是，在迅速解决农业产量问题的同时，却没有较好地解决农业发展质量的问题。当前，农产品农残超标和大量使用添加剂已成为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致命伤，其根源就在于土地的分散分户经营，制约了农业标准化的实施。因此，土地能否适度规模经营就成为提高农业发展质量的关键一坎，实现规模化经营就能过坎，否则就不能过坎。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我们自己成功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十个万亩规模农业示范区”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让农民得到土地流转收入、成为产业工人打工收入、参与效益分成三份钱，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工业化、品牌化。在农业生产中，除非进行科学实验，否则的话单靠几亩地是实现不了上述“五化”的。因此，万家欢集团的进入、褚橙集团的进入、庆安集团的进入，都说明保山良好的气候资源仅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土地流转形成规模才是核心和关键。这么多年来，我市几万亩的茶叶、几万亩的核桃、几万亩的咖啡，为什么没有实现农业发展的品牌化?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深刻反思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论茶叶，不如临沧、版纳和普洱;论咖啡，不如德宏、普洱;论核桃，不如大理、楚雄，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虽然面积很大，但都是分散到农户种植，没有集中到若干大户上，因而也就很少也很难考虑加工的问题、品牌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品牌没有别人响亮，加工没有别人规模大。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很大一部分保山咖啡原料运到德宏加工成成品获利，利润基本上到德宏去了，而原产地的我们却得之甚少，这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当前，我市农产品加工的产值仅占整个工业产值的40%，增加值的20%，税收的10%。到目前为止，保山在农业上没有一个在全国响亮的品牌，在全省范围内也很少，更不用说世界上的。有些我们自己认为响亮的品牌，但市场并不认可。生产规模小、市场占有率低、利润少，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出路在哪里?只有从规模农业做起，而规模农业又必须从土地流转做起。实现土地流转规模化和实现种植业的规模化，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的标准化、生态化、工业化、品牌化，这既是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是发展的出路所在。从规模化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发展大农业、效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这不仅仅是规模农业的问题，还会由此引发一系列农业发展的机制体制创新，标准化如何推进、工业化如何实施、生态化如何达标、品牌化如何实现等问题，都会在推进农业规模化的过程中逐步得以解决。
(五)坚持“跨越发展开放为先”的开放发展理念
实现保山跨越发展，要坚持“跨越发展开放为先”的开放发展理念。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开放经济，开放经济的核心就是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的奇迹，从政治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从经济上讲是引进发达国家成套成熟的设备实现规模化生产，又实现航海自由带来的贸易规模化，尤其是海上运输不需要海军护航，让中国贸易的物流成本大大降低了。我们津津乐道的保山历史上的成功就是丝路永昌的成功，实质上也是贸易永昌的成功。我们现在遇到的发展困难，实际上是遇到了开放的困难，也就是贸易的困难，就是尚未打通到缅甸、印度的贸易通道，陆路未通，水路也未通，这就是保山发展、开放最大的障碍和制约。假如，企业到保山投资，原料还要从沿海购入，产品还要倒流到东部省市从太平洋出海，最后到达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到保投资建企的愿望就会大大的降低，开放发展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只有打通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保山才能形成真正的开放优势和发展优势。我们历史上辉煌的丝路永昌，就是打通了到缅甸、印度的陆路通道，即“蜀身毒道”。实现开放发展，不仅要打通陆路，还要打通水路，更要打通“洋路”，即印度洋通道。只有打通了“洋路”，才可能形成保山独特而唯一的开放优势。否则，所谓的开放优势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是自欺欺人的。保山的发展靠跨越，跨越发展靠开放，开放的关键是形成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高效便捷的航空网、信息化的互联网、保障有力的能源网、丰富充足的水网。“五网”打不通，贸易之路就打不通;“五网”打不通，必然不能跨越发展，这一点我们要始终牢记。贸易之路打通，楚雄、大理、保山、德宏都是通的，整体是会发展的，但发展绝对是参差不齐的，就看谁能发展得好一些、快一些、优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云南省大发展的最大机遇就是建烟厂，抓住机遇建烟厂发展就快，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发展就慢。发展关键看能否抓住机遇，有时抓住了一个产业就发展，抓住了一个企业就能发展。从哲学上讲，这就是偶然性大于必然性的原理。我们现在明白了，凡是当年建了烟厂的，发展就快一些，没有建的就慢一些，我们跟大理、楚雄的差距，说穿了就是这个差距。这一点，我们永远都要记住，有时候差距就从一个企业开始，就从一个环节开始。二战后日本拼命和美国竞争，美国感到害怕了、震惊了，最后美国的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还是把日本打败了，特别是克林顿任总统时期，美国抓住了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机遇，发了互联网大发展的财，实现了连续113个月的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也得以快速增加。克林顿下台时，美国的财政是赢余的。
三、创新是发展的内在规律
无论是从创新的实践来看，还是从创新的历史看，创新都有其规律性，而且这种规律性是可以研究、可以探索、可以寻找、可以发现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是生产力，衡量生产力的尺度是生产工具。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其实质就是强调使用和制造工具是人类社会的根基这一理念。制造、使用、改进工具标志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和生产力的水平，不同阶段创造出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工具会创造出不同的文明。它是人类文明最集中、最根本的反映。
如果按不同的工具创造出不同文明标准来划分，我们可以把人类文明经历的阶段划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五个阶段。原始文明是使用木器和石器创造的文明，农业文明是使用铁器和铜器创造的文明，工业文明是使用机器创造的文明，信息文明是使用电脑创造的文明，而未来的生态文明会依托和使用什么工具创造，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得出结论。
各个阶段文明形态简明表
在简明表中，“标志”主要在于说明不同的文明形态创造使用了什么工具。后一文明形态使用的工具既是前个文明形态发展的结果，又是该文明形态不断创造的工具和后一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其他类别，如“地点”和“载体”，则一目了然，不再赘述。
主体、标志、地点、载体都容易理解，难点在于特征的分析、理解和把握。从各阶段文明形态的第一特征来分析，原始文明的特征是随时流动。原始人一开始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随水而动，随洞巢而居，随遇而安，随可供采摘食用的食物而迁徙不止。哪个地方可以打到猎物就搬到哪里，哪个地方可以捕到鱼就搬到哪里，哪个洞穴可以避风御寒就搬到哪里。它是在小范围不断流动中创造文明的。
农业文明的特征是固定活动。即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一个较小的空间范围内创造文明，比如在村落。由于农业文明的创造一般在固定的地点实现，导致农业文明阶段人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封闭、保守、僵化的特点。
工业文明的特征首先体现在空间的扩大上。用大机器进行大工业生产，原料取之于不同的地方，多来自生产地之外;产品来自于一个或多个地点，销往不同的地方，绝大部分要销到生产地之外，所以它的空间无限扩大了。因此，工业文明要求人们具有开放、进取及灵活的心态、思想和精神。
信息文明的特征是时间缩短。原始文明时代，中国与美国无法交流，农业文明时代要靠船渡海交流，工业文明时代最便捷的方式是电话电报，信息文明时代则以互联网作为信息交换的载体，技术更先进、联系更方便、时间更短。如果说工业文明是把“空间扩大”, 那么信息文明则把“时间缩短”。
生态文明的特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处处体现美，时时享受美。
如果我们再作高度概括，还可以得出不同文明的第二特征。即：原始文明的特征是“朴”，朴实自然，不雕不琢;农业文明的特征是“巧”，精雕细刻，巧夺天工;工业文明的特征是“大”，空间扩大，时间延长;信息文明的特征是“快”，时间缩短，空间缩小;生态文明的特征是“美”，和谐协调，自由美妙。
进一步分析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区别，就能加深对不同文明形态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如果说原始文明的创造主体是原始人，农业文明的创造主体是农民，工业文明的创造主体是工人，那么，信息文明的创造主体应该是具有更多知识和技能的人，可以定位为“技能人”或“智能人”，生态文明的创造主体目前则无法准确表述，但肯定是以人为主体，是什么类型的人，这还要经过漫长的发展才能确定。
从以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可以看出，迄今为止，纷繁复杂的各种创新表面和背景后面，如果用生产力和生产工具标准来衡量来研究，即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分析研究，就会呈现出两种类型和模式的有规律性的创新轨迹，那就是无中生有、飞跃式、质变式的创新和锦上添花、渐进式、量变式的创新。
(一)无中生有的飞跃式质变式创新
无中生有的、飞跃式的、质变式的创新就是否定式创新、破坏式创新、裂变式创新，完全抛弃旧的、全部推行新的创新。这种创新成功收益大，但往往成本高，风险大，挫折和折腾也多。在实践中，这种创新要少且尽可能小。当然有时也会花最大的成本，冒最大的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
历史上的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这一种创新。马克思曾经说过：“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彻底消灭私有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目标”。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马克思曾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力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但马克思也深刻批判了资本的恶劣作用：“资本自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飞跃式质变式的创新发展，伴随着的是英国“圈地运动”，非洲的黑奴贩卖，美洲的印第安人残酷消亡。这三件事情，是整个资本主义最反动最肮脏的历史。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发展了，但更为反动、更为残酷，其标志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过程中，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非正义的力量，也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成果——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成果——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没有这种飞跃式质变式的创新，就没有世界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今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也是这种飞跃式质变式的创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牺牲人数之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牺牲人数之多，抗日战争牺牲人数之多，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牺牲人数之多，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用“血流成河”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见过湘江战役吗?见过滇西抗战吗?见过淮海战役吗?那都是烈士的尸骨堆起来的，那都是烈士的灵魂塑造出来的。抗美援朝也是如此，无一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出来的，中国的地位是打出来。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是世界强国吗?没有“两弹一星”，中国是世界强国吗?没有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强国吗?当然，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失误，教训必须总结。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的伟大决策，才避免了苏联东欧的悲剧在中国发生。没有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中国反对西方遏制和打压是扛不住的，是过不了关的。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是量上的胜利，质上的胜利也近在眼前，从本质上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中国强大了，让中华民族强大了，让中国人民强大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进行了两次飞跃式质变式的创新。第一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保障了共和国的建立和抗美援朝的胜利。第二次是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中国历史上最难解决的吃饭问题解决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其最大的创新也是两次：第一次是废除人民公社，修改宪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是废除单一的计划经济，修改宪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试点示范，逐步推行，最终全面实行并用宪法固定下来。这就是真正的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特区的建立，其原因也起于不断发生的叛逃事件，就是深圳民众不惜生命危险从海上逃往香港，且人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边防部队堵都堵不住。习仲勋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后，小平同志讲这不是部队可以解决的。连部队都不能解决，那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香港的生活比深圳好，两边一比较，老百姓就用脚投票了。怎么办呢?只有进行体制改革，设立特区，发展经济，改善提高人民生活才能留住老百姓。现在，深圳发展起来了，与香港的差距缩小了，并大有赶超之势，这就是创新带来的成果。记得杨振宁博士说过，中国大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借鉴香港经验，香港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经验。事实证明，我们借鉴得不错，深圳赶上来了，上海赶上来了，苏州赶上来了，天津赶上来了，杭州赶上来了，成都赶上来了。这就是深圳特区的效应。邓小平同志当年讲的再造几个社会主义的香港，也是指日可待的了!
说到深圳特区，大家总会想到陕甘宁边区，想到中央苏区。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就有中央苏区大礼堂的影子，深圳就有陕甘宁边区的影子。至少当时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脑海里肯定是有的。到中央苏区瑞金参观大礼堂建设，我们会由衷敬佩当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气魄;而到陕甘宁地区看看，我们又会由衷敬佩延安精神。什么是延安精神?朱德同志的诗为证：“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只见公仆不见官”一句说得多好!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也是掷地有声地讲过：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何等的精神!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气概!这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新的勇气!创新的气魄!创新的成效!
现在我们要实现保山跨越发展，无疑需要这种飞跃式质变式创新。“园中园”就属于这种创新。招商引资是城市开发区发展的立区之本、兴区之基。我们创新建设的“园中园”是城市开发区产业集聚、产业链条延伸的高地。站在跨越发展的起点上，必须创新招商引资理念，提升引资效益，着眼于产业集聚的新进展，取得开发水平的新提升，力求在经济规模和质量上取得新成就，实行向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区的新转变，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引“龙头”的良性发展格局。“园中园”建设打破了区域封闭竞争的格局，打破了区域利益分割的格局，让县(区)的配套投入成本降低，又能最大限度地共享市政配套改善的成果，进而形成共同创新科学发展的格局，对我们来说确属一个“无中生有”的创新，建设一个千亿元的园区也就指日可待了，保山跨越发展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个万亩”城市生态廊道建设，也是一个“无中生有”创新的案例。这个城市生态廊道工程建设的创新，决定着城市品位的高与低，决定着城市的成与败，决定着城市生与死，决定着城市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建成后形成的“两江托一坝，两山镇一城，两城围一湖，一湖亮一城”的城市布局和景观哪里去找呢?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建设和发展的机会，更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而是我们客观上要具备物质条件，主观又不断努力，才能干成这种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民生工程和可持续发展工程。
这种飞跃式质变式的创新，一般都需要一种革命性的理论支撑。支撑马克思创新的学说是剩余价值和唯物观，支撑列宁学说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外，其显著的特点是《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论》，核心是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支撑毛泽东同志创新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外，其显著特点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其要义是农村包围城市，核心是实事求是。以此类推，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江泽民同志的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的求真务实，习近平同志的“三严三实”，都是如此道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没有革命性理论的支撑，也就没有革命性创新。“园中园”建设的支撑理论是产业集聚原理和土地集约原理，“三个万亩”城市生态廊道建设的支撑理论是绿色城市和生态城市建设原理，搞不懂这些原理，就不敢轻易决定搞这种“无中生有”的创新。要实现这种“无中生有”的创新，就要求我们加强理论学习，进而树立理论自觉，进而达到理论自信，形成一种自觉自信的理论行动，才能完成这种“无中生有”的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列宁说：“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辨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老祖宗不能丢，同时要写出新篇章。这也是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二)锦上添花的渐进式量变式创新
锦上添花的创新就是点睛式创新、添花式创新。借用成语表达，就是画龙点睛、锦上添花，就是好上加好，肥肉加膘。一般来说，这种创新成本低，风险小，收益好。在实践中，这种创新要多，尽可能大，但也要敢于冒风险求突破，而不错失发展良好机遇。
实际工作中，推进建设和发展，一般都是这类创新。因为建设和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积累不够，量变不到是不会有成效和成绩的。急于求成往往不能成功，欲速则不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年代吃的亏不少，就是犯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李立三、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让我们党付出了红军和苏区百分之九十的损失、白区百分之百的损失的惨痛代价。长征的胜利就是在总结急于求成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以党的七大为标志，我们党才逐步成熟强大了，才能科学稳妥地处理了张国焘事件、西安事变、皖南事变，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原因非常复杂，但急于求成是一个重要因素。急于建成赶英超美的社会主义，于是发动“大跃进”;急于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些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挫折、带来了损失。今天我们在推进创新的过程中，要深刻总结和汲取这些教训，做到既不能丧失良机，又不能造成灾难。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掌握不好事物发展的度，往往容易出差错。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很多时候，真理和谬误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列宁讲：“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这是我们要时常牢记的名言。
由此可见，“锦上添花”式的创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是在群众有创新基础上，中央经过试点逐步推广搞起来的。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些地方不积极，一年看、二年推、三年才基本完成了。当时搞特区没有把上海纳入，因为还有不同意见，下不了决心。后来，邓小平同志讲上海开发晚了，当年没有搞特区是他的责任。李岚清同志最明白，他说：“小平同志都退了，他有什么责任，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当时，他是经贸部部长，决定在浦东建第一高楼金茂大厦。改革开放由此推广到十四个沿海沿边城市，也就是一步一步来的。邓小平同志经过对文革的深刻反思，敏锐地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才下大决心搞改革开放，同时他又高瞻远瞩，既讲改革开放，又讲四项基本原则，两者不能偏废，谁偏废就跟谁较真。这就是邓小平大政治家的风范，没有这种风范，中国这艘航船就开不好，社会主义这艘航船也开不好。我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记住为中华民族崛起而敢于、善于创新创造的英雄前辈，从他们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进而推进我们各项工作的创新。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讲的就是这种锦上添花式的渐进式量变式的创新。我们中心城市建设就是这种创新。这一创新，起始于省政府现场会议确定的“四个一工程”，即高速公路东段、东河治理、青华海恢复、建设工贸园区。之后又有了棚户区改造，有了大数据产业园。这个“锦”，是一张又一张地绣起来的;这个“花”，是一朵又一朵添上去的，并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简单啊!腾冲市的发展也是如此，取得今天城市建设的成绩，取得今天旅游发展的成果，也不是一夜之间的功夫。昌宁、施甸、龙陵跨越发展要赶要快，但不能急，更不能乱，否则欲速则不达。
我们从一个企业和一个国家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的。美国的奥巴马总统想把苹果公司搬回到美国本土，但苹果老总告诉他搬不回来了，原因是美国没有苹果公司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工程师，也没有相应的上下游配套设施。同样的，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大众公司，再到日本丰田公司亦如此，他们要求工人素质之高，研发产品之超前，许多是我们想不到的。因此，创新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决心和耐心，足够的信心和毅力。我们现在推进跨越发展，不仅仅是信心和决心的问题，更是耐心和毅力的问题。龟兔赛跑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开始走得快不一定是胜利者，只有最后到达终点的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当然，我们也要对走得快的人给予表扬和肯定，否则，大家都不迈步，行吗?迈第一步的人，永远都应该表扬和肯定。我们一定要改变那种自己不动、不为先但还要批评别人的不良文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在实处无止境，走在前列要创新。我认为，要有干在实处的量，才会有走在前的变;没有充足全面的干在实处的量，永远不会有走在前列的变。量变是渐进的，漫长的。而我们好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点，不愿做长期艰苦的工作，幻想今日决定的事，明日就有效果，天底下哪有这么简单便宜的事情!如果做事情都是这样，那天下做事情也就太容易太简单了!那个不叫大事，甚至连事都不算。没有长期艰苦的努力是干不成大事的。凡成事者，无论大事小事，都需付出心血和汗水。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自觉，宽广的胸怀。现在，我们干部队伍中，不劳而获者有之，旁观者有之，讥笑者有之，告状者有之，诬陷者有之，打击者有之，让干事的人心累心烦心寒。这种现象是绝不允许的!这是保山跨越发展的大敌!这是保山人民全面小康的大敌!这是保山创新发展的大敌!此种现象不除，保山跨越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保山跨越发展中“无中生有”和“锦上添花”两种创新模式，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观点来表达，就是“质变”和“量变”模式。两种模式不是截然分开的，渐进的长期的“锦上添花”过程，伴随着局部的阶段性的“无中生有”的质变;“无中生有”的质变是由渐进的不断的长期的“锦上添花”完成的;无数个“锦上添花”的创新汇集就是一个巨大的“无中生有”的创新。我们需要的是最终的质变的“无中生有”的飞跃式质变式的结果，更需要行进过程中的“锦上添花”的渐进式量变式的浪花。浪花往往更美丽动人，更引人入胜。
最后，用三个故事作本文的结束语。
一是一片公地的悲剧故事。
一片公地的悲剧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块草地为一个村社所共有，村社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在上面自由地放牧。这时，每个人都看到，尽量多地放牧对自己是有利的——如果别人不这样做，自己就占了便宜;如果别人也这样做，自己也不会吃亏。结果不难想像，过度放牧会毁掉这块草地，甚至使之变成不毛之地。这就是一片公地的悲剧。不难看出，悲剧的根源在于这片公地产权的不明确。如果这片公地为某个人或某部分人所有，他(他们)就会考虑如何长期有效地利用它，过度放牧就可以避免。一片公地的悲剧是产权不明确造成资源无效使用的一个经典故事。在实践中，对创新者来讲，产权明确、责任明确，利益、权力明确是创新的一个基点和起点，让所有人都知道创新的责任、利益与自己休戚与共、密不可分，人人才会迸发出创新的动力。
二是路径依赖的故事。
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原因在于，他成功地运用“路径依赖”理论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诺斯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请看下列等式：两匹马屁股的宽度=罗马战车的宽度=英国马路辙迹=马车轮距=电车轮距=铁轨距离=火箭推进器=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就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创新意义在于：标准化有利于创新定量化，定量化有利于创新规模化，规模化有利于创新最大化。
三是张瑞敏砸电冰箱的故事。
1985年，张瑞敏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一天，一位朋友要买一台冰箱，结果挑了很多台都有毛病，最后勉强拉走一台。朋友走后，张瑞敏派人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遍，发现共有76台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张瑞敏把职工们叫到车间，问大家怎么办?多数人提出，也不影响使用，便宜点儿处理给职工算了。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800多元，相当于一名职工两年的收入。张瑞敏说：“我要是允许把这76台冰箱卖了，就等于允许你们明天再生产760台这样的冰箱。”他宣布，这些冰箱要全部砸掉，谁干的谁来砸，并抡起大锤亲手砸了第一锤!很多职工砸冰箱时流下了眼泪。然后，张瑞敏告诉大家——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三年以后，海尔人捧回了中国冰箱行业的第一块国家质量金奖。张瑞敏认为：“创业精神的天敌是自己曾经成功的经验和思维定式，《道德经》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海尔文化的基因只有一个密码，那就是‘自以为非’。”对创新者来说，永远没有成功的经验，只有阶段性的成绩和进步。创新永无止境，发展永无止境，人类进步也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