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采访期间，记者听说了一件事：杨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进门以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过妻子娘家。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关去赶街，看到一辆汽车从街上过时听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见面的女婿打个招呼，可一晃车子就直奔乡下去了。直到临终前，老人都没再见过自己的女婿杨善洲……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无情”和忘我到这种地步?从1956年任施甸区区委书记到1986年卸任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正式退休，30多年的时间，他都在忙些什么?
与杨善洲谋面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咔叽布中山装，坐在一张枣红色的老式木沙发上。那一刻，让人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回到那久远的年代……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
1965年的一天，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打听公社领导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来了个老农，而领导正准备接待县委书记，就随口打发说领导不在。来人一听没作声，转身就去村子里面转悠了。过了约定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
做过7年石匠、工农干部出身的杨善洲，当了保山地委书记后，依然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他脸色黝黑，双手长满老茧，和农民一起锄田、栽秧，走家串户体察农民的困苦，给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给困难户力所能及的帮助，下乡不给农民添负担，从来都自掏饭钱……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给杨善洲担任秘书11年，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善洲时常和农民群众一起下地干活。“那时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基层，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出了地委大门，天黑之后才回来。地委开会都在晚上。”祝正光说，“书记一直认为，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
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总书记提前抵达，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去通知地委书记杨善洲，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劳动，裤腿挽到了膝盖上，猫着腰只顾忙碌，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杨书记是换了衣服才去见胡耀邦总书记的，可他和农民一起劳动的事还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朵里。总书记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祝正光说。
在杨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马虎不得。1988年，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的申诉。老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猪，并扯着老人来到了地委工作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的人轻信了对方的话，责令杨春兰立即将猪送还给对方，并罚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杨善洲得知此事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并要求将处理结果报告他本人。经过认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来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们处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行事，不能伤了群众的心。”事后，工作组专门派人当面向杨春兰道歉，并赔还所收的罚款。
“老书记16岁失去父亲，陪着母亲艰难度日，从小就深深地体味到身为一个农民的诸多难处。因此他处处从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农民，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民’，并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官’，这使他与父老乡亲始终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在杨善洲身边工作过8年的《保山日报》记者苏加祥这样解读这位“农民式”的地委书记。
“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
我们来到了施甸县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的老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较之于周围的院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为了事业和理想顾不了家60多年的岁月里，这位叫张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杨老家现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儿、孙子、重孙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孙子攒够钱新建盖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杨善洲常年顾不得回家的岁月里，这家人曾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67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在屋里居住。张玉珍没办法，专程跑去找杨善洲，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听了，久久无语，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一下漏雨，暂时艰苦一下。”张玉珍接过30元钱，含着泪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1988年，杨善洲已经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种树。出于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的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的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间房子。房子是盖起来了，但这5万元的债怎么还?张玉珍专门找到杨善洲：能不能凑点钱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了9600元，“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老伴问。杨善洲摆了摆手：“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看着老伴无奈的神色，张玉珍只好又一次含着泪水回了老家。杨善洲就把刚刚盖起还没来得及住的房子卖了。
杨善洲的大女儿杨惠菊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件更让人心酸的事。她3岁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烧昏迷，奶奶和妈妈急得顶着暴雨爬山路连夜赶往施甸县城。山路崎岖不平，路过一个山崖的时候，奶奶因走路慌乱而失脚，身子往山崖下倾倒，母亲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于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挂在了一蓬枯藤上……回忆起昔日的艰难，年近花甲的杨惠菊含着泪水，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手说：“父亲不容易，我妈更不容易啊!”
杨善洲的小女儿杨惠琴回忆说：“我第一次有记忆见到了父亲时，已经8岁了。当时因为奶奶病重，父亲赶回家来送药。母亲对我说，这是你爸爸，赶快叫啊，我却害怕地躲开了。”
杨善洲退休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万分，以为终于可以与在外忙了几十年的父亲共享天伦之乐了，不曾料想，他却一头扎进了家乡的荒山……
“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一个老地委书记的妻子和家人怎么会在农村?从大柳水村出来后，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是老书记自己不让办‘农转非’。”熟悉情况的人解释。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照顾也不给家人享受，杨善洲做过的类似事情数不胜数。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区中专生招考张榜处，有个18岁的姑娘眼睛睁得大大的在榜上寻找了无数遍，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杨善洲过来拍拍自己二女儿杨惠兰的肩头说：“别难过，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女儿可怜巴巴地问。杨善洲紧锁眉头，严肃地看着女儿：“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1986年，姚关乡的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伴和女儿们正在吃包谷饭，得知老书记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包谷掺在饭里时，这位副乡长流泪了，当即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里拉去了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了他：“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接济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将送来的粮食退了回去。这一类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
隆阳区芒宽乡现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乡，全乡的咖啡连片种植面积超过万亩。可在30年前，这里的咖啡树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种植产业的长足发展是在杨善洲走进芒宽田间地头，鼓励群众大力发展咖啡种植之后发生的。1980年初，杨善洲到了潞江坝的芒宽公社。他听说新光大队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员，种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户”，曾因种咖啡挨过批斗，便想让朱自祥带头发展咖啡种植。杨善洲踏进朱自祥的家园，摸着咖啡树说：“过去，我也没顶住‘左’的妖风……我看这咖啡树是摇钱树。”
朱自祥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杨善洲又说：“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这一项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经济收入，已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这个典型应该快快推广。”就在那一年，全国咖啡生产会议现场会在芒宽新光大队召开。从此，咖啡种植在芒宽得以迅速发展。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位84岁的老党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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