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人们真正体会到杨善洲造林之举的功德无量是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旱灾中。
2010年春天，已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方群众的饮水变得异常困难，施甸县大亮山附近群众家里的水管却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们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场。近些年，随着大亮山植被状况明显改善，山林的水源涵养功效得以很好发挥，附近村委会架起水管，将泉水从林场引到村里，通到各家各户，村民再也不用为吃水犯愁。受旷日持久的干旱影响，水管里的流水较之以往细小了很多，但足以让附近的村民心满意足，也让他们对杨善洲的功劳更加念念不忘：“多亏了老书记啊，要不是他，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988年3月，61岁的杨善洲从领导岗位上退休，婉拒了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劝其到昆明安度晚年的邀请，执意选择回到家乡施甸县种树。20多年过去了，曾经山秃水枯的大亮山完全变了模样：森林郁郁葱葱，溪流四季不断;林下山珍遍地，枝头莺鸣燕歌……
一位地委书记，为何退休后选择到异常艰苦的地方去种树?植树造林20余年，他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让夕阳人生散发出炫目的光彩?
“给乡亲的承诺总得兑现”
“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家乡养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事。”关于种树，年逾八旬的杨善洲这样解释。
为了实现“帮家乡办点实事”的承诺，杨善洲把目光锁定在施甸县城东南44公里处的大亮山。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儿时，母亲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原来这里林木参天，当年大炼钢铁时大量砍伐树木，后来当地贫困农民又大规模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变得山秃水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周边十几个村寨陷入了“一人种三亩，三亩吃不饱”的困难境地。“再这么下去，子孙后代的日子可怎么过?”杨善洲忧心忡忡。
退休前，杨善洲到大亮山实地考察，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树和杞木树都不长。”然而，他还是来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回来了。退休第三天，杨善洲背起铺盖，赶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翌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那天，他们人挑马驮把粮食、行李搬到离公路14公里远的张家大坪子，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安营扎寨。深夜，狂风四起，棚子被掀翻，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几个人只好钻到马鞍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这样，杨善洲带着县里抽调的几个同志开始了艰苦创业。
很多年之后，人们都还记得杨善洲初上大亮山时的情景。那时他住在用树杈搭起的窝棚里，脚上穿着草鞋，俨然是一个放牧的老人。后来，得益于省里的资金支持，林场终于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杨善洲和工人们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当他们用砖瓦平房取代油毛毡房时，破败不堪的油毛毡房已被四周的绿荫所掩盖。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执意爬上了大亮山。从此，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0多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有人算过一笔账：大亮山林场共占地7.2万亩，其中5.6万亩华山松中有3万亩已郁闭成林，按1亩地种200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
这就是一位老地委书记帮家乡办的实事。
“没钱买苗木，只好去街上捡果核”
在杨善洲最早种树的山坡上，我们看到了一些造型优美的大树，很像巨型盆景。“盆景要是能长这么大就好了。”我和当地宣传部的同志开玩笑说。“算你说对了，这些树还真是盆景移栽过来的。”他们应道。“啊?”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要把大亮山变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树苗，可没有资金去哪弄树苗呢?杨善洲可谓绞尽了脑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和林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树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时种下的几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种到大亮山上。这些原来摆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银杏，从此在山上尽情地汲取雨露和养分，自由自在地生长，如今这些庭院花木都已经成为挺拔的大树，成为装点大亮山的一抹别致的色彩。
最让人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巨型盆景，而是20年前杨善洲从街上捡回来的果核，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大片繁茂的树林。
“当时没钱买苗木，怎么办呢，只好去街上捡果核。”拄着拐杖站在大亮山上最初种树的地方，杨善洲指着一大片林子说。在资金极其短缺的创业之初，捡果核育苗栽种成为杨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径。每次回到城里，他就到马路上捡别人随意扔掉的果核，然后放到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便用马驮到山上。
原地委书记到大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保山地区的新闻。可是杨善洲不在乎，林场资金紧，省一个是一个。“可你是地委书记啊，在大街上捡别人吃剩的果核，大家会怎么想?”有人开导他。“那是他们的事，不花钱就能弄到种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他说。
一次在街上捡果核时，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上，小伙子大发雷霆，冲着老人破口大骂。旁边有人赶紧过来把小伙子拉到一边，告诉他那位老人就是原来的地委书记。小伙子顿时傻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会当过那么大的官。杨善洲却丝毫不理会旁边发生的一切，依然低着头自顾自地捡他的果核。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每当这个时候，杨善洲就会发动全场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如今一个个小小的果核，都已在岁月轮回中演变成为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
“正是因为有老书记带着干，我们才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挺了过来。”林场的工人说。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杨善洲头发只是灰黑，如今却已满头飘雪……
“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场带给当地群众的好处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和显著起来。
创办林场之初，省林业厅、财政厅给大亮山林场拨付了100多万元，对杨善洲造林之举给予支持。当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慎重考虑后，杨善洲用这笔钱在大亮山修了一条14公里的进场主干道，架起了15公里长的高压线，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并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电。通路、通电为植树造林奠定了基础，也大大推动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场最显著的社会效益表现在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场长董继军告诉我们：“林场现在承担着3个乡镇11个村委会70个村民小组2.5万人的饮水供给任务和两个糖厂的蔗区灌溉任务。”
我们来到距离大亮山林场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因为饮水太困难，这里的村民婚丧嫁娶，用水都要纳入人情簿子。”老书记说。可是，走家串户后，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个地方曾经饮水困难到那种程度，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各家各户都通了自来水管，拧开开关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场采取的是“国社联营”的运作模式，即由村社集体为单位出林地，由国家进行植树造林，产生的经济利润按一定比例双方分成。“这些年，大亮山林场都只是进行抚育型间伐，带给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2006年到2008年，林场共支付给村集体4万多元的分红。”董继军说。2006年，林场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厂，加工抚育间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间，林场共支付给当地村民间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劳务费超过了36万元。
不久前，施甸县政府用大亮山林场做抵押，贷款1.7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1亿元已经支付到位。
发端于大亮山林场的植树造林热情还波及到更广的范围：“这些年，感觉整个施甸县的植树造林热情都在上涨。”穿行在林海中，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感慨地说。我们从林业部门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1988年施甸县的森林覆盖率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担任大亮山林场义务领办人的20年间，杨善洲接受的唯一报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随着物价上涨，林场将补助标准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今年5月，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杨善洲说，“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原载《云南日报》2010年8月31日)
穷尽一生 书写为民情
——记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
地委书记杨善洲(下)
《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采访期间，记者听说了一件事：杨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进门以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过妻子娘家。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关去赶街，看到一辆汽车从街上过时听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见面的女婿打个招呼，可一晃车子就直奔乡下去了。直到临终前，老人都没再见过自己的女婿杨善洲……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无情”和忘我到这种地步?从1956年任施甸区区委书记到1986年卸任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正式退休，30多年的时间，他都在忙些什么?
与杨善洲谋面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咔叽布中山装，坐在一张枣红色的老式木沙发上。那一刻，让人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回到那久远的年代……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
1965年的一天，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打听公社领导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来了个老农，而领导正准备接待县委书记，就随口打发说领导不在。来人一听没作声，转身就去村子里面转悠了。过了约定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
做过7年石匠、工农干部出身的杨善洲，当了保山地委书记后，依然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他脸色黝黑，双手长满老茧，和农民一起锄田、栽秧，走家串户体察农民的困苦，给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给困难户力所能及的帮助，下乡不给农民添负担，从来都自掏饭钱……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给杨善洲担任秘书11年，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善洲时常和农民群众一起下地干活。“那时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基层，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出了地委大门，天黑之后才回来。地委开会都在晚上。”祝正光说，“书记一直认为，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
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总书记提前抵达，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去通知地委书记杨善洲，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劳动，裤腿挽到了膝盖上，猫着腰只顾忙碌，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杨书记是换了衣服才去见胡耀邦总书记的，可他和农民一起劳动的事还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朵里。总书记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祝正光说。
在杨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马虎不得。1988年，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的申诉。老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猪，并扯着老人来到了地委工作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的人轻信了对方的话，责令杨春兰立即将猪送还给对方，并罚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杨善洲得知此事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并要求将处理结果报告他本人。经过认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来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们处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行事，不能伤了群众的心。”事后，工作组专门派人当面向杨春兰道歉，并赔还所收的罚款。
“老书记16岁失去父亲，陪着母亲艰难度日，从小就深深地体味到身为一个农民的诸多难处。因此他处处从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农民，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民’，并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官’，这使他与父老乡亲始终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在杨善洲身边工作过8年的《保山日报》记者苏加祥这样解读这位“农民式”的地委书记。
“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
我们来到了施甸县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的老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较之于周围的院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为了事业和理想顾不了家60多年的岁月里，这位叫张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杨老家现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儿、孙子、重孙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孙子攒够钱新建盖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杨善洲常年顾不得回家的岁月里，这家人曾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67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在屋里居住。张玉珍没办法，专程跑去找杨善洲，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听了，久久无语，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一下漏雨，暂时艰苦一下。”张玉珍接过30元钱，含着泪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1988年，杨善洲已经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种树。出于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的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的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间房子。房子是盖起来了，但这5万元的债怎么还?张玉珍专门找到杨善洲：能不能凑点钱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了9600元，“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老伴问。杨善洲摆了摆手：“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看着老伴无奈的神色，张玉珍只好又一次含着泪水回了老家。杨善洲就把刚刚盖起还没来得及住的房子卖了。
杨善洲的大女儿杨惠菊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件更让人心酸的事。她3岁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烧昏迷，奶奶和妈妈急得顶着暴雨爬山路连夜赶往施甸县城。山路崎岖不平，路过一个山崖的时候，奶奶因走路慌乱而失脚，身子往山崖下倾倒，母亲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于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挂在了一蓬枯藤上……回忆起昔日的艰难，年近花甲的杨惠菊含着泪水，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手说：“父亲不容易，我妈更不容易啊!”
杨善洲的小女儿杨惠琴回忆说：“我第一次有记忆见到了父亲时，已经8岁了。当时因为奶奶病重，父亲赶回家来送药。母亲对我说，这是你爸爸，赶快叫啊，我却害怕地躲开了。”
杨善洲退休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万分，以为终于可以与在外忙了几十年的父亲共享天伦之乐了，不曾料想，他却一头扎进了家乡的荒山……
“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一个老地委书记的妻子和家人怎么会在农村?从大柳水村出来后，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是老书记自己不让办‘农转非’。”熟悉情况的人解释。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照顾也不给家人享受，杨善洲做过的类似事情数不胜数。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区中专生招考张榜处，有个18岁的姑娘眼睛睁得大大的在榜上寻找了无数遍，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杨善洲过来拍拍自己二女儿杨惠兰的肩头说：“别难过，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女儿可怜巴巴地问。杨善洲紧锁眉头，严肃地看着女儿：“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1986年，姚关乡的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伴和女儿们正在吃包谷饭，得知老书记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包谷掺在饭里时，这位副乡长流泪了，当即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里拉去了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了他：“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接济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将送来的粮食退了回去。这一类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
隆阳区芒宽乡现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乡，全乡的咖啡连片种植面积超过万亩。可在30年前，这里的咖啡树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种植产业的长足发展是在杨善洲走进芒宽田间地头，鼓励群众大力发展咖啡种植之后发生的。1980年初，杨善洲到了潞江坝的芒宽公社。他听说新光大队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员，种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户”，曾因种咖啡挨过批斗，便想让朱自祥带头发展咖啡种植。杨善洲踏进朱自祥的家园，摸着咖啡树说：“过去，我也没顶住‘左’的妖风……我看这咖啡树是摇钱树。”
朱自祥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杨善洲又说：“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这一项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经济收入，已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这个典型应该快快推广。”就在那一年，全国咖啡生产会议现场会在芒宽新光大队召开。从此，咖啡种植在芒宽得以迅速发展。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位84岁的老党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