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一位地委书记，退休之后为何放弃在城市安享晚年的优厚待遇，一头扎进家乡的荒山去种树?艰辛付出20余年，在荒山重披绿装之后，他为何选择将价值3亿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政府?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忙碌一生创造了大量财富，却依然蜗居陋室，他为何始终豁达乐观、毫无怨言?一个党龄接近60年的老党员，如何理解党员的信仰和使命、人生的追求和价值?
带着这些疑问，近日，记者奔赴保山市，去向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寻求答案。对话在杨善洲家中进行。
记者(以下简称记)：老书记好!为什么会去大亮山种树呢?
杨善洲(以下简称杨)：我是在兑现许给老百姓的承诺。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因工作关系没有时间回去照顾家乡父老，他们找过多次我也没答应，但我答应退休以后帮乡亲们办一两件有益的事，许下的承诺就要兑现。至于具体做什么，考察来考察去还是为后代人造林绿化荒山比较现实，这既对全县有利，也对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利。
记：在位的时候帮家乡办点实事也无可厚非呀，为什么非要等退休以后?
杨：我是整个保山地区的书记，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先把自己的工作搞好，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是大事;照顾家乡、家庭是小事，哪能为了小事误大事?但绝不是说我出去工作当了官，就不管老百姓的事了，其实还是想帮乡亲们办点实事的，但实在顾不过来。在职期间我确实没有管过家乡、家庭的事情，连我家里的住房漏了都没有回去管过，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对不起他们。
记：植树造林这么多年，您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杨：开始办林场那几年困难确实很大，但是我们坚持艰苦奋斗，坚持从实际出发，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没有钱盖房子就花7000多元钱盖了油毛毡房40多间，一住就是九年多，有3个职工住了9年半才出去;没有钱购买农具，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办公桌、板凳、床铺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晚上照明没电，每人买一盏马灯，现在保留下来的很少。
记：金融部门对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估价有3亿元，这么大一笔财富你就无偿移交给政府了?
杨：千万不要把这么一大笔财富归到我一个人头上，它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我只是代表国家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好物归原主。
记：能透露一下办林场这些年，您拿到的报酬有多少吗?
杨：1996年以前，林场每个月给我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以后提高到了100元。
记：付出那么多，报酬十分微薄，所以您被青苔滑倒骨折后，女儿就坚决不让您上山了，说伙食补助她给您?
杨：我当时就把她狠狠教训了一顿，我是为了钱才上山种树的吗?其实刚上山时，就有同志劝我不要去了，说在机关整理档案一个月还拿三四百元呢，比你上山好多了，可我是“要树”，不是“要钱”。
记：刚才仔细看过了您的房子，真的太简陋了。您就没想过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吗?
杨：我也想过啊，可是没钱怎么办呢，也就不想了呗，等我攒下钱再说吧。
记：您到现在都没攒下钱吗?
杨：唔，是没攒下什么钱。
记：您身边的人说您用钱很“散”，到了哪个村听说有人生活困难，就自掏腰包买粮食、衣被，帮困难户渡过难关;哪个生产队没钱买籽种，您又掏腰包让秘书去买，是这样吗?
杨：只能这样啊，总不能不管吧，我是他们的领导，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受难。
记：您办林场期间应该从上级部门争取到不少扶持，应该有些提成吧?
杨：办林场期间我共争取上级有关部门资助几百万元。按当时的规定，引进资金可以提成，买幢房子不成问题。但我没有要，为什么?我认为共产党员拿着工资是为人民服务的，去上面要钱、到外面引资金，是自己工作范围里的事。再说，要来的钱、引进的资金，那是国家的钱、别人的钱，咋好意思去提成?
记：听说您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政府后，县里要奖励您10万元，您坚决不要，为什么?
杨：我早就公开表过态，自己办林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
记：那保山市委、市政府奖给您的20万元特别贡献奖奖金，为什么不自己留着，要捐出去?
杨：我自己留了，留了4万呢，够了。其他的还是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吧。
记：可是您也很需要啊，您不也想把日子过得好些吗?
杨：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再说，一个党员，你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还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吗?(环顾了一下自己的家)再说我的生活条件也不差嘛，比很多人过得强多了。
记：和其他人比较一下，您难道不会有心理落差?
杨：我认为自己过得很好。有吃有喝有住就很好了，还要怎样呢?人要知足。
记：为人民群众操劳一生，却依然住在这么狭窄简陋的房子里，您就一点都不介意吗?
杨：这有什么好介意的，介意我就不会加入共产党了。党员的职责就是为群众办事。
记：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杨：我入党是在1952年。其实当时自己没想到入党，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是组织上看我表现不错，把我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随着思想觉悟一步步提高，越来越觉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远大目标是使整个中华民族富裕起来，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入党后，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
记：为人民服务是您一直想做的事情吗?
杨：是啊，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劳动人民很可亲、很可敬。有件事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在我16岁时，滇西抗战爆发，我被派去前线抬伤病员。路途中，和我搭伴的是个姓汤的中年人，每次抬伤员，他都用绳索将我拴套在担架上，以防我滑跤出意外。每到爬山时，他就让我在前面抬，进入险谷时让我跟在后面，总是把轻的一头让给我，重的一头他自己担着。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件小事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它让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多么朴实、多么可亲，我一定要好好地回报他们。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自己有义务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加入共产党后，这种愿望就更强烈了。
记：能感觉得出，您对党的感情特别真挚、特别深厚。
杨：我是抱着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走出来的。1950年，解放军进驻保山后，一边组织剿匪稳定社会秩序;一边进行土地改革的前期准备工作，以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痛苦不堪的生活状况。不久，我们家分到了土地，全家人的“长工”命运从此彻底改变。当时周围的土匪到处滋扰闹事，为了保卫贫苦农民的胜利果实，我自愿报名参加了民兵，走出了家乡，并且一走就是60年。现在想想，当时能毫不犹豫地走出来，就是抱着对共产党深深的感恩之情——家里能从一个“押山”的佃户变为有土地的农民，全是托了共产党的福。
记：走出来这60年，您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用到了为人民服务上，可您没有尽到一个男人对家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政策允许和人之常情范围内的关照你也不让他们享受，这么做对您的家人是不是太过分了?
杨：想想是挺对不起家人的，可我能怎么办呢?自古忠孝难两全，家国难兼顾。
记：听说您的老伴坐过几次林场的吉普车，您为此向出纳交了370元汽油钱，有必要吗?
杨：哦，办林场后，领导考虑到我老了，出外办事不方便，就专门为我配了车。但车子是办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虽然不在岗位了，但原则还是要坚持。还有我当领导有小车用，那些买不起车、买不起摩托车的人怎么办呢?想想这些，我觉得当个领导已经够“特殊”的了，还想多占点其他的便宜，就太不应该了!
记：您认为党员的正确追求应该是什么?
杨：党员就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
记：从1951年工作到现在，你攒下的钱不足1万元，因为无法偿还5万元的外债，不得已把刚建好还没入住的房子又卖了出去。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自己的日子却过成了这个样子，您对此就没有一些思想波动吗?
杨：要有什么波动呢，没有必要嘛。我是一名党员，又是领导干部，我的职责和使命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么多年来，群众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至于我自己，虽说没有什么积蓄，但也吃穿不愁，住的条件比很多群众还是要好的。作为党员，不能光想着自己，光想着钱，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
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些党员干部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无可厚非，认为是您这样的老党员思想意识落伍了。您怎么看?
杨：这些人忘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忘了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无论在什么时候、何种环境中，我们都不能忘了党的根本宗旨，都应该把坚持党的宗旨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毫不例外，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近年来把党的建设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我的切身体会是，不能光讲经济建设不讲思想建设，而且要把思想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不能让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中丧失理想信念，丢掉奉献精神，迷失了方向。
记：您对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有什么好的建议?
杨：以前开展党内活动，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比较好，勇于揭露和纠正缺点错误，及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要求和建议。我认为，一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必须要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记：当前我们党内正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作为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您认为基层党员该如何在活动中争优秀?
杨：组织创先进，党员争优秀，群众得实惠，活动的落脚点还是让人民群众得实惠。活动把对党员争优秀的基本要求概括为“五带头”，要求同志们坚定理想信念，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带头遵纪守法，弘扬正气等等，使我们党对党员的一贯要求更具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基层党员更贴近人民群众，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立足自己的岗位实际，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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