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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洲的为官之道

发布时间: 2013-12-31    作者:    来源:|0    浏览次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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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土改小组长起步,30余年间一步步走上更加重要的领导岗位,担任地委领导的时间超过20年,他却始终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

  《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贾云巍 蔡侯友
 

  这是我们在杨善洲的卧室里看到的遗物:两大捆工作笔记和学习体会记录本,一箱破烂不堪的鞋子,一堆存放在床底的劳动工具,一大箱放在墙边用纸张一一包裹起来的各种矿石。

  这是杨善洲临终前的遗愿:请求各级政府尽快完成大亮山林场区域的林改工作,及时把国家给农户的公益林补助款兑现给农户。

  这是我们在他1975年1月的日记中读到的心声: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要到生产一线去带头学,带头干,这是无声的革命,有效的指挥。

  从土改小组长起步,30余年间一步步走上更加重要的领导岗位,担任地委领导的时间超过20年,杨善洲却始终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一做就是60年。

  当官不摆谱

  走出家乡多年担任保山最大的“官”后,他依然是群众心中那个朴实的农村娃。

  “第一次见到杨善洲时我只有10多岁。那天,我正和村里人从姚关赶街回来,走到里老得坟时,一位中年人从后面急匆匆地赶超过来,走过我们几步时,和我们同行的一位老倌冲着中年人喊了一声‘马桩’,中年人应声转过身来,和大伙寒暄几句后又匆匆地向前赶路。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地委书记杨善洲,是保山最大的官,那天正赶路回家看生病的母亲。当时没看清楚他的样子,只觉和普通人没两样。”

  2010年11月12日,在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委会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的老家,陡坡村委会主任杨在枝向我们娓娓讲述了他记忆中的杨善洲。

  杨在枝第二次见到杨善洲是在大亮山上。那是春天里的一个下午,他正背着柴火顺着羊肠小道下山,迎面忽然来了一支马队。待马队渐渐走近,他注意到骡马身上驮着行李和各种生活物资。就在他愣神的工夫,其中一位赶马人和他搭话了:“小伙子,从哪里背柴回来?”“箐头。”他答。搭话的赶马人穿着深蓝色的旧中山装,戴着竹叶帽,脚上穿着黄胶鞋,走在马队中第二个位置,年纪明显地长过其他人。联想到之前地委书记杨善洲退休后要上大亮山种树的传言,他断定,和自己搭话的人就是杨善洲。

  杨在枝第三次见到杨善洲是在2005年。当时,陡坡村羊火塘村民小组正铺设管道从大亮山引水进村,施工过程中却遭到摆田村的反对阻挠,理由是羊火塘的引水工程会影响到他们水管的出水量,双方为此争执不下。作为羊火塘村民小组的小组长,杨在枝找到老书记杨善洲来平息事端。在他反映情况后的第三天,杨善洲亲自到大亮山实地查看,认为羊火塘取水点距离摆田村取水点有两公里,不会影响到摆田村取水,并主动找到摆田村做思想工作,事端很快得以平息。

  杨善洲的小名叫“马桩”,走出家乡多年担任保山最大的官之后,他依然是群众心中那个朴实的农村娃。看到群众挖地,他就举起锄头跟他们干一会儿;看到群众在插秧,他就卷起袖子、挽起裤腿和他们栽几行;看到石匠在做工,他也就拿起錾子、铁锤敲打起来……

  施甸建县之初,民间运输大量靠骡子和马车。一天午饭后,施甸街赵家门前有位赶马车的师傅想钉马掌,却无人相助,难以操作。正当他发愁时,有人从旁边的杨家村进街小道走出,于是赶紧上去求助。来人二话不说走到马前,伸手端起马脚,摆出前弓箭步的架势,以膝盖作支撑。钉完马掌后,帮忙的人站起身来拍拍裤子上的土就离开了。帮忙的人前脚刚走,就有过路人凑到赶马车的师傅跟前搭话:“你可知道帮你钉掌的人是哪个?”“不知道。”“县委书记杨善洲。”赶马车的人愣了片刻感慨地说:“一点官架子没有,是个好官。”

  职权不滥用

  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最大,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共产党人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

  1987年七八月的一天,杨善洲从地委出发去腾冲调研林业、茶业发展情况。当他们乘坐的老三菱吉普车开始爬高黎贡山时,他忽然示意司机停车,让随行的地委农村工作部科长杨习超下去问问路边的老农去哪里。杨习超这才注意到路边站着一位满头大汗、疲惫不堪的老农,脚下还放着一袋粮食,赶紧跳下车走到老农跟前打探究竟。老农说他刚从潞江坝买粮食回来,要到腾冲上营乡,可累得实在走不动了,问能不能捎他一段路。杨善洲赶紧让杨习超帮老乡把粮食搬上来,将他送到了上营乡。

  杨善洲经常会让人搭乘他的顺风车,唯独自己的亲人例外。在他看来,让亲人搭自己的车是“滥用职权”,而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最大,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所以即便是顺风车也不让亲人搭乘。“共产党人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杨善洲在工作体会中这样写道。

  1981年初秋的一天,一位转业干部打听到地委书记杨善洲到了板桥公社,便紧追上来,让他帮自己想想办法,分配在城区工作。听完转业干部的话,杨善洲惊讶地说:“你怎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个人的利益?这是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的,你应该去报到,以后有什么困难再研究。”从公社返回地委的路上,杨善洲对秘书说:“地委是党的机关,要告诉机关所有的干部,不能为那些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开方便之门。”

  杨善洲不但为自己筑起一道牢固的堤坝,而且还勇于堵塞社会上的洞穴。一次,他听到有人反映:地区某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把在锅炉厂当工人的儿子调到自己所在的机关去了。杨善洲当即找到这位干部去做工作:“你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干部,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们要给人民群众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语重心长地促膝谈心后,这位干部羞愧地说:“我一定把儿子退回原单位去!”这位青工回到厂里后,工作和学习都进步很大。后来,杨善洲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表扬了这位干部:“我们党的干部犯了错误,要知错就改,就像这位老干部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一样,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杨善洲一生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对拉关系、走后门等社会现象嗤之以鼻。在他退休后不久,有人想试试这位老书记是不是传说中那么“硬气”,就跟他开玩笑说:“老书记,你现在还可以发挥余热,还有很多关系户,请你帮我拉拉关系,调到保山去,到哪个部门任个一把手什么的。”杨善洲瞅了他一眼,说:“像你这种‘三偏干部’啊,上边不要。”大家听了很纳闷:“什么叫‘三偏干部’啊?”老书记慢条斯理地解释:“‘三偏干部’有三个特点:一是岁数偏大、二是知识偏低、三是工资偏低。”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本来想逗逗老书记的“三偏干部”红了脸,再不敢说话了。

  民情不忘怀

  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杨善洲跑遍了全市的山山水水、乡镇村落,百姓疾苦、民生冷暖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施甸县旧城乡大山村龙潭寨的6口小水窖依然完好地保存着。

  1986年,杨善洲考察大亮山时注意到附近的大山村、里嘎村一带村民饮水非常困难,就和当地村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发动人民群众挖沟、修渠引水,缓解了里嘎村人民的人畜饮水问题。大山村一带却因为树木大面积被砍伐,森林覆盖面减少导致山光水枯,无法修渠引水。村民没有水喝,杨善洲老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几次调研后,建议修建小水窖来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并请了巧家县的师傅来帮助建设。工程1986年动工兴建,1987年建成小水窖6个,每个装水8立方米,共计48立方米,初步解决了龙潭寨的饮水问题。大亮山植被恢复后,龙潭寨架设了自来水管,将山泉从大亮山引回家中,小水窖已经派不上用场,村民却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因为,这是杨善洲留给他们的纪念。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每一个党员干部,不论在哪里工作,也不论时间多长,都要有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明确目标。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也是我们党和其他党不同的根本标志。”在1983年2月28日的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杨善洲这样说。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杨善洲跑遍了全市的山山水水、乡镇村落,百姓疾苦、民生冷暖他都看在眼里,牵挂在心里。“越穷、越困难的地方,越容易见到他。”人们说。

  1985年,保山地委建盖办公大楼,看着第一层已经建起,想着不久就能搬进新大楼办公,大家都很高兴。这时,昌宁县金华乡发生水灾,杨善洲带着人立即赶赴灾区,看到老百姓受灾情况特别严重,他非常难过。回到保山后,他指示办公大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把资金拿来救灾。当时,许多人都想不通,认为可以从其他地方调动资金,没有必要把正在建设的办公大楼停工。有一位领导在他面前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他激动地说:“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在受苦,我们却安逸地坐在大楼里悠闲地办公,你不觉得有愧吗?”

  杨善洲的心总是和农民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老书记还和我们一起制作过‘小麦胞衣种’呢!”施甸的乡亲告诉我们。1964年秋季,姚关公社遭受水灾,时值稻谷成熟时期,尚未收割的稻谷几乎全被洪水冲走。看着一年的收成打了“水漂”,很多群众哭了:“今年收成不好,明年要饿肚子了。”杨善洲到现场认真查看受灾情况后,提出“大春损失小春补”,号召干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为提高小麦的发芽率,他组织农业组把收集来的牲畜粪便、灶灰、粪水与小麦种搅拌到一起,带头用手揉,为小麦种“穿衣”,两只手都搓得黑乎乎的。小麦胞衣种播撒到田里后,长势整齐并具有一定的抗病性,当年姚关公社的小麦亩产达到了300斤。

  退休不卸责

  杨善洲退休后,当地老百姓遇到难解决的事,还是会经常找他。在他们看来,找到了杨善洲,就找到了说理的地方。

  杨惠菊很少看到父亲流泪,除了奶奶过世,她印象中父亲还流过一次泪。那是2007年的除夕夜,在陡坡村老家,一家人都忙着准备年夜饭,坐在堂屋椅子上的杨善洲忽然默默地淌起了眼泪。不经意间看到父亲流泪,大女儿杨惠菊赶忙凑上前去问父亲是不是胸口不舒服。不久前,杨善洲在家不小心摔裂了两根胸骨,尚在康复期间。杨善洲轻轻摇了摇头:“这大过年的,那老两口也没人照顾。你准备点好吃的,我们明天给他们送过去。”

  大约是2005年冬天,两位和杨善洲年纪相仿的老人到大亮山林场找活干。60多岁的人还来找活干,杨善洲感到很奇怪,就仔细询问老人家里的情况。得知两位老人家住林场附近的里畿山村民小组,因为子女不孝生活无着落后,杨善洲一边想办法做他们子女的工作,一边开始接济两位老人的生活。大年初一一大早,杨善洲就让三女婿开车陪自己去看望两位老人,直到下午才返回。

  因为从不把自己当“官”看,在位时,杨善洲从不认为自己有特权;因为从不把自己当“官”看,退休后,杨善洲从不认为自己可以享清福。从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就选择了“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奉献人生。

  翻看杨善洲的笔记本时,一张夹在其中的小纸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小纸片抬头处写着“北关办事处的群众找我反映情况”,上面详细记录了反映情况的具体内容,并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认为不正确对待会闹出乱子来的。最后的时间落款为“2003年1月7号”。杨善洲退休后,保山的老百姓遇到难解决的事,还是会经常找他。在他们看来,找到了杨善洲,就找到了说理的地方。

  2007年,保山市一位市民段某被人无故将一只眼睛打瞎,受害人多方求助,却迟迟得不到合理的救助赔偿。受害人最终找到了杨善洲。“把人眼睛打瞎了还能不管?”气愤不已的杨善洲开始出面主持公道正义,帮受害人讨回了7万元的医药费和伤害赔偿。杨善洲过世后,段某在他的灵堂整整守候了一夜。

  没有人知道,60年的为人民服务生涯中,杨善洲帮助过多少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只是听医护人员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总有老百姓大老远从家里赶来,只为了问候一声,看他一眼;我们只是听当地百姓说,在他去世的那天,人们的哭声撼动了保山城。

  (原载《云南日报》201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