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善于向报纸、书本学习，更善于向实践学习;他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提高，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进步，实现了小石匠到地委书记的跨越——
《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贾云巍 蔡侯友
一个只上过几年私塾的小石匠，何以走上地委书记的岗位?几乎每个听说杨善洲成长历程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采访中，我们不断地向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老部下寻求答案。大家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但杨善洲勤奋学习求进步、深入实际察实情、勇于认错担责任的工作作风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道。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善洲不但善于向报纸、书本学习，更善于向实践学习;他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提高，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进步，从而实现了小石匠到地委书记的跨越。
勤奋学习求进步
“父亲是个很爱学习的人，他有读报听广播的习惯，每天晚7点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更是雷打不动的必看节目。”和杨善洲一起生活的三女儿杨惠琴告诉我们。
尽管已经知道杨善洲是个爱学习的人，可看到他留下的两大捆工作笔记和学习日记，满满一柜子文稿手迹和材料、大量学习用书的那一刻，我们还是大为惊讶。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农民式的地委书记会是如此热衷学习的人，更没想到他能真正“活到老学到老”。
工作笔记从20世纪50年代末持续至今，我们翻到的最远的文字记录写于1958年9月，是杨善洲在四川省委工农干部学校学习时的作业，最近的学习笔记写于几个月前，内容是“中共中央发布廉洁从政八条禁令”。在最新的一本笔记中，我们还看到了“中央十七大报告精神”、“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周年的五个启示”等内容，并用红笔勾画出了其中的重点词。旧的笔记本因年代久远已经泛黄，新的笔记本上墨迹似乎还未干透。翻阅着这些笔记，我们像是在翻阅新中国的发展史和一位共产党员的学习成长史。
沿着杨善洲的成长足迹走过，我们注意到，勤奋学习贯穿了杨善洲的一生。读私塾期间，因为学习认真成绩好，老师有事由他代教;学习石活手艺时，他是当地有名的石匠二师傅;参加土改工作队期间，他用心吃透了全部的土改政策，工作出色并很快当上了乡区领导;在施甸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他通过学习实践摸索，创造了简易的“三角架、描直线”测水平方法，破解了测水平线的瓶颈，有力推动了全县坡改梯建设;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为了促进山区林业和茶业发展，他经常和技术员在一起，学习科学技术;上大亮山种树后，杨善洲每次下山，都会习惯性地走进县委办公楼，翻看近日的报纸杂志……
善洲林场的场部生长着一棵硕大的白玉兰树，林场老场长自学洪告诉我们，这株白玉兰是建场之初老书记栽种的，在大亮山种树的日子里，老书记经常会抽空坐在这棵玉兰花树下读书看报。他最难忘的记忆，是在明媚的春日里，白色的玉兰花将整棵树装扮得异常美丽，身着蓝色中山装、脚蹬黄胶鞋、袖口挽得很高的杨善洲静静地坐在树下看报，夕阳的余晖透过丛林，给满树的白色花瓣和树下的老人涂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每每这个时候，将这美丽的画面尽收眼底的自场长心里就会涌起一种难言的感动。
在杨善洲家里，我们看到了一张杨善洲躺在病床上看报的照片。他的三女婿杨江勇告诉我们，这是今年9月初父亲生病住院期间他拍摄的。当时，病痛的折磨正在慢慢加剧，父亲却依然坚持每天看报。“他很喜欢看新闻和历史，尤其喜欢看与毛主席、周恩来有关的故事，我就经常买给他看。”杨江勇说。
杨善洲善于向报纸、书本学习，更善于向实践学习。
“一次我们到宾川县去开会，刚报到完，杨书记就拉着我往当地的果园跑。‘这里的水果种植搞得很好，我们去看看’，他说。到了果园里，他就像小孩子进了游乐园，兴奋得不得了，拉着技术员问这问那，后来我们还真从宾川取了真经回来。我们这里有种梨，能长到小西瓜那么大，很好吃，我们叫它大拽梨，这个大拽梨就是当年杨书记从宾川嫁接过来的。”曾在杨善洲身边担任过11年秘书的祝正光说。
杨善洲不但自己善于学习，也要求全区的党员干部和身边的人注重学习提高。
1971年7月，杨善洲调胡应舒到地委工作时，勉励他说：“你到这里是来学习的，是来工作的，是来为大家服务的。”这句话胡应舒一直牢牢记在心里，落实到了行动上。近40年后，胡应舒这样评价杨善洲：“他一生都在勤奋学习，一生都在勤奋工作，一生都在为人民服务。”
深入实际察实情
杨善洲不但做到了“身”入实际，更做到了“心”入实际。
“杨书记在我家楼上住了八九年，但我很少看到他在家。”在保山老地委大院和杨善洲做了很长时间上下楼邻居的退休老干部张玉龙说，“有时候很晚他会到我家来，问有没有冷饭，有没有咸菜吃。”
杨善洲到底在忙些什么?我们在杨善洲的房间里找到了答案：一箱已经磨损得很破烂的鞋子，一箱各种各样的矿石。鞋子是长年累月走村入寨中磨烂的，矿石是在跋山涉水中捡回来的。“书记之所以爱走路，是因为通过走路可以更细致地体察和掌握保山资源分布情况，”张玉龙说。
深入农村，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是杨善洲一贯的工作作风。1982年，全地区的土地承包工作完成以后，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有一天，杨善洲来到施甸县了解情况。到了保场公社后，他对驾驶员赵从德说：“小赵，我要到处看一看，你等着我，如果到天黑不见我回来，你自己去找吃住。”说完下了车，取出车后厢的大竹叶帽扣在头上，向地委在保场的样板田走去。赵从德守着车等到天黑，还是不见老书记的身影，于是驾车到了施甸县城，在县城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又开着车回到保场。眼看太阳偏西，又是一整天过去，还是不见老书记，他有些急了，亲自找到了保场样板田，在那里遇到了一个老汉：“大爹，你见着一个戴大竹叶帽，穿黄胶鞋的人吗?”“哦，是不是姚关口音的那个老倌儿?”“是，你见他去了哪里?”“和我说了一些话，卷了支草烟儿就走了，我约他到家里吃饭，他说要去老麦的东山。”
又把书记跟丢了!赵从德赶紧到县委会说明情况，县委会赶紧联系老麦公社，对方说是有个戴竹叶帽的老倌来过这里，喝了杯水就走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木老元公社给县委会打来电话，说地委书记在他们那里。木老元是历史上施甸最贫困的民族山区，交通不便，距离县城20余公里，从保场到老麦，又走到木老元，杨善洲究竟走了多少户人家、几个大队，行走了多少里崎岖山路，只有他自己知道。
20多年后，年过五旬的赵从德讲起当时的情形，依然感慨不已：“等在木老元的石门坎见着老书记时，他的黄胶鞋早已成了泥巴鞋，一脸的笑意，我却忍不住哭了。”
杨善洲不但做到了“身”入实际，更做到了“心”入实际。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中午，杨善洲走出地委机关大院，上街去转悠，打算买点糖果带给母亲。称好糖果后，商店营业员却不给包装纸，杨善洲伸手取下遮阳帽，让营业员把糖果倒进了帽子里。返回机关后，他通知办公室立即召集各处局委办领导到地委会议室开会。与会人员到齐后，杨善洲让“先吃糖后开会”。当大家沉浸在吃糖的轻松活跃的气氛中时，杨善洲开始讲话了：“大伙知道你们吃的糖是怎么带回来的吗?是装在帽子里带回来的，原因是商店不提供包装纸。我认为这不是个小问题，现在我们的商业、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正在蓬勃发展，这些细节问题上不注意，会给人民群众造成很大的不便。为人民服务不是空喊口号，而要实实在在，落在具体问题上，为群众办实事。”
“杨书记经常会发现一些我们发现不了的问题，不但因为他走遍了保山的山山水水，更因为他有一颗贴近群众的心。”杨善洲昔日的老部下说。
1983年，杨善洲到龙陵县去调研，听身边工作人员说位于高寒山区的龙新乡菜籽地村委会生产生活情况极为艰苦，便和工作人员两人一起去菜籽地考察了解情况。走进异常破烂简陋的诊所时，一边向卫生员了解情况，一边仔细观察诊所的设备条件。当目光落到卫生员在锅里煮着的针管时，杨善洲怔住了：锅里的针管已经破裂，因为买不起新的，卫生员只好用火麻绳捆起来继续使用。医疗条件差到这种地步深深刺痛了杨善洲的心。他立即赶往县城把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了县长：“老杨啊，这样的问题一定要重点帮助解决，群众的医疗条件差到这种地步，我们有责任啊。”
因为深入实际，杨善洲还发现了很多德才兼备、工作务实的优秀干部。当年，在杨善洲下乡发现并(推荐)提拔的干部中，黄炳生担任地委书记时只有41岁，段兴祥担任县委书记时只有30岁，杨文虎担任公社党委书记时只有22岁。“他下乡只有秘书、驾驶员陪同，也不提前通知当地干部，常常是他已经到田地上查看过了，深入群众中访问过了，才到县里、区里，所以，人民群众对哪个干部满意不满意他一清二楚。”杨善洲昔日的老部下杨习超说。
勇于认错担责任
也正是因为善于发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在改进中不断提高，杨善洲才更受到了大家的敬重。
杨善洲并非完人。在一片赞扬和叹服声中，也有人传出不同的声音，认为他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上没有及时跟上形势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在云岭大地推行。当时，杨善洲思想上还有一些顾虑，工作上没完全放开手脚。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1981年1月17日，他在全区公社党委书记会上说，在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从不觉悟、不理解到有所觉悟有所理解的逐步认识过程。我们一旦认识到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就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坚决贯彻执行。杨善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带领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区推开。但是，对于自己因认识不到位所导致的工作没有及时到位的失误，杨善洲始终不能原谅自己。
在杨善洲的文稿中，我们发现了一份写于1985年9月12日的对照检查，其中就深刻反省了这个问题。对照检查这样写道：我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给农村带来可喜的变化而逐步认识到自己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错误。突出的是：把在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当作是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认为：在山区困难的社队应该包到户，相对好一点的高产坝区，不能包产到户。所以就制定了一些框框。尤其错误的是，讲过一些违背群众意愿的话。另一个原因是：我长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集体所有，共同劳动，统一分配，才算公有制;担心包产到户以后，农田水利建设，几十年搞起来的公共积累会受到损失，“四属”、“五保户”的困难不好解决，怕把承包到户变成分田单干，会偏离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方向。由于有这些错误认识，在推行家庭承包制的过程中，曾经批评过一些积极主张推行家庭承包制的同志。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对他们的批评是错误的。虽然我在干部会议上，在一些群众会上作过公开的检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但错过了时机，全区实行家庭承包制比先进地区慢了一两年，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个出身贫苦农家的苦孩子，因为托共产党的福，从一个“押山”的佃户变为有土地的农民，并怀着浓厚的感激之情走出大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3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同身受得到杨善洲心中涌动的那份炽热，依然可以感同身受得到那场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最初带给他的阵痛和担忧。当实践证明，这场变革更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时，杨善洲终于意识到，是自己的思想认识出了问题，并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转而大力支持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在1985年的一次培训区、乡干部的讲话上，杨善洲指出：生产责任到户后，干部队伍不仅要思想上责任到户，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也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要深入到户，联系帮助一些重点户，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一批重点户去影响带动广大群众发展生产。
“共产党之所以先进，共产党员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他从不犯错误，而是犯错之后能及时改正，深化提高认识，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杨善洲昔日部下、曾任保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退休干部傅宗明说，“也正是因为善于发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在改进中不断提高，老书记才更受到了大家的敬重。”
事实上，早在解放初的土改中，杨善洲就因为将一户上中农错化成了地主在群众大会做过公开检查。当时他想不通，认为自己刚入党，公开检查会影响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老百姓称赞说共产党犯了错敢检讨，敢于承担责任。在2005年3月5日的革命传统教育发言稿中，杨善洲仍然提到了半个世纪前这次公开检讨：“后来群众反映好，说共产党与国民党有根本区别，干部错了敢公开检讨，挽回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个检讨是值得的。”
(原载《云南日报》2010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