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蔡侯友 高丽明 贾云巍
深入采访杨善洲事迹期间，我们总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他生病住院期间，很多素不相识的普通百姓前去探望;为什么他去世落葬时，上万干部群众为他洒泪送行;为什么他魂归青山后，人们依然对他念念不忘……
纵观杨善洲的一生，他始终坚信大家比小家更重要，草帽比乌纱帽更珍贵，奉献比索取更快乐，这是杨善洲对公生明、廉生威的生动诠释，也是杨善洲人格魅力的形象彰显。
在他心中，大家比小家更重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人生价值判断，他用一生镕铸出一种让人们敬重的无私品格，成就了豁达而“无我”的博大人生。
杨善洲昔日身边的工作人员段兴华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982年六七月间，他陪杨善洲到当时的保山县瓦马彝族白族乡去调研。这是保山县最为偏远的乡镇，因为道路交通条件差，他们坐车走了6个小时才到瓦马乡。在瓦马小学，杨善洲关切地问起老师们的待遇情况，得知学校校长杨盈昌1961年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县城来到了不通公路不通电的瓦马小学、至今已在这里工作超过20年时，杨善洲感慨地说，这样的老师真不简单。得知杨盈昌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还在农村，家里生活很困难时，杨善洲沉默了，神情变得凝重。回去后，他迅速把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到地委。一段时间后，杨盈昌等一批教师听到了他们的家属可以办理“农转非”的喜讯。
“老书记一直很关心教育发展。”段兴华说。为杨盈昌等老师的家属办理“农转非”之后不久，在次年年初召开的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杨善洲指出，“要抓好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工作，针对当前农村的情况办教育。除了办全日制小学外，还要大办早晚班、扫盲班、夜校，有计划地改进教学内容……”
在“农转非”被誉为“鲤鱼跳龙门”的年代，杨善洲基于发展教育事业的大局考虑，促成了保山地委关于教师家属“农转非”相关政策的出台，解决了杨盈昌等一批骨干教师的家庭困难。而在自己家人的“农转非”问题上，杨善洲始终不让办理，理由是：大家都去吃商品粮了，谁来种粮食?
2010年11月底，当我们找到年逾七旬的杨盈昌时，他的儿女都已经在城里工作，老两口正在昌宁县城享受着舒适安逸的晚年生活，而杨善洲的老伴却依然还是大山深处清贫度日的普通农民。直到今天，杨盈昌老人都不知道他的家人当初之所以能够“农转非”，是由杨善洲一手促成，更不知道杨善洲始终都没有为自己家人办理“农转非”。
乡亲们说，杨善洲忙活了一辈子，从不想着为自己捞好处，而是把全部的心思扑在为人民服务上。
20世纪60年代初期，老家来人向时任施甸县委书记的杨善洲反映：因为吃不饱肚子，大家约着到湾甸坝的亲戚家去借粮，但粮食在运回途中被某民兵队长以“倒卖黑市粮”为由全部没收。杨善洲闻讯连夜赶了60多公里山路回老家，安慰乡亲们不要着急，事情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并将家里所剩不多的粮食全部拿给了乡亲们。一位老农流着泪说：“善洲啊，你把粮食都给了我们，家里老老小小可怎么过?”他说：“家里没有，我去借。”
杨善洲很爽快地把自家的口粮拿给了乡亲，却不允许家人吃救济粮。
1986年，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姚关乡任副乡长的一个年轻人了解到杨善洲在老家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全家8口人只有两个劳动力、家里生活实在困难的情况，便跟民政部门商量，买了两百斤粮食送去接济。杨善洲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那个下派干部，并叫家里将粮食送回去，说目前山区还普遍困难，接济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
“我出来工作，就是抱着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出来的，共产党的远大目标就是要使我们的整个民族都要富裕起来。国家发给我工资，我怎么能够只想到我的一家人呢?”事后有人问起时，杨善洲这样解释。
杨善洲的人生坐标从来是以党和人民的需要为基点，他从来都认为大家比小家更重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人生价值判断，他用一生镕铸出一种让人们敬重的无私品格，成就了豁达而“无我”的博大人生。
在他心中，草帽比乌纱帽更珍贵
就是靠着这种骨子里和农民的亲近感，他将朴实和崇高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塑造了难能可贵的“草帽”书记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敬重。
1994年9月一个雨天的下午，施甸县万兴乡林业检查站。伴随着一阵“嘟嘟嘟”的声音，一辆手扶拖拉机停在了检查站门口。工作人员李军见状打开了大门，看到拖拉机上下来一个老人，右手拎着一顶湿漉漉的竹叶帽，左手拎着一个山里人常用的白布口袋，头戴蓝色粗呢帽，身穿洗得泛白的蓝色中山装，脚上穿着沾满泥巴的黄胶鞋。“哎，老倌，有什么事?”李军问道。“我种的苹果和梨，给你们尝尝!”老人一脸笑容，把布口袋递给他。这时，拖拉机驾驶员过来说：“这是老地委书记杨善洲。”李军愣住了。他正惴惴不安时，老人说话了：“你是新来的吧，不怕不怕，叫老倌还亲热呢。”老人开始四处打量检查站的工作环境，看到站里没有茶叶，他说：“下次给你们送点茶叶来。”后来，老人果然让驾驶员送来了两袋1斤装的茶叶。
这是施甸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军对杨善洲最初的记忆。多年以后，想起老书记冒着雨、坐着拖拉机颠簸了20多公里山路给他们送来自己亲手种的水果，他的齿间总有一种酸酸甜甜的滋味，心头仍然被暖暖的感动萦绕。“再难碰到像老书记这么朴实的人了。”李军说。
杨善洲就是这么朴实。他始终认为乌纱和光环都是过眼云烟，始终认为自己是劳动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头戴乌纱30多年，他最珍视的还是头上的那顶竹叶帽，还是和人民群众之间水乳交融的情感联系。“像你这样朴实的地委书记不多了。”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保山考察工作得知杨善洲亲自做示范抓农业生产后，这样亲切地说道。
杨善洲就是这么朴实。他从不讳言自己来自农村、当过石匠，甚至很得意自己掌握了这样一门手艺。有一年雨季回到老家，他看到雨水淋湿了他的石匠工具，就郑重其事地对老伴说：你要好好收起我的这些石匠工具!等以后我不当官儿了，回来还要靠它吃饭!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他有一次从保山到施甸，途经县城北侧三岔河时，看到石工正在支砌桥墩，工地叮叮当当一片打石声，便停下脚步走向打石处。看到有个年轻人，技术不熟，便指点说：“錾子要捏紧，下锤使点劲。”突然冒出个师傅来，年轻人有点不服气了：“你来打给我瞧瞧!”杨善洲卷起袖子，笑笑说：“我来试一试。”他左手捏錾，右手拿锤，打起石头，火星四溅，一会便打完了一个石面，年轻人虽不言语却露出佩服的神色。很快，地委书记三岔河闸桥当“石匠”的故事便在当地流传开来。
杨善洲就是这么朴实。上大亮山种树后，出于方便他进城办事住宿的考虑，施甸县在老马水库边批给他一块地皮，供他建盖住房。他亲自动手好不容易盖起了一幢二层小楼后，考虑到林场职工到县城办事不方便，职工子女读书没住房的问题，杨善洲自己没住，而是把住房改作林场的招待所，只要是林场的职工进城办事，提前说一声，就留好钥匙，随时进去住宿。林场职工提出支付住宿费、水电费，被老书记拒绝了：“大家跟着我上山，工作辛苦，工资又不高，不能增加林场和职工的负担。”“我和子女在老书记的房子里住了3年，杨应仙家也住了3年，老书记却没有住过一天，也没要过我们半分钱的房租费。”林场技术员段青说。
一个农民出身的地委书记，将朴实和崇高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塑造出了难能可贵的“草帽”书记形象，赢得了百姓发自内心的敬重。乡亲们用民谣表达了对这位朴实的“大官”的喜爱：家乡有个小石匠，做官做到师首长，不改腔，不改装，和爹耕地，和娘插秧，一身泥，一身汗，首长不像，像什么?跟我们老百姓一样!
在他心中，奉献比索取更快乐
乡亲们说，老书记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贪”字。是啊，一个一心只想着老百姓、一生都把奉献视为最大快乐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贪念呢?
杨善洲走了，他有没有留下些值钱东西?怀着这样的好奇，我们走访了林场职工。他们说，老书记留下一张自制的单人床、一张自制的办公桌、两个小凳、一个火盆、一把被火烟熏得黑黝黝的烧水茶壶、一个同样被熏得黑黝黝的中药罐子、一顶竹叶帽、一领蓑衣、一盏马灯、一把小铁锤、一把砍刀、一双破旧的解放鞋、一大堆还没有用完的药瓶……“都说叫花子搬家还有三担，老书记连一担也没有!”林场职工含泪说。
家里会不会有呢?我们走进了老书记在地委的宿舍。我们根本不相信这是一位老地委书记的房间：单薄的硬板床，简陋的衣柜里挂着几件年代不详的旧衣服，装满文件材料的书柜，一张旧办公桌，两捆工作笔记和学习体会记录本，一箱破烂不堪的鞋子，一堆放在床底的劳动工具，一大箱放墙边用纸张一一包裹起来的各种矿石。我们拿出一块拆开包装纸想看个究竟，矿石的刺鼻气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
“我这人没有发财的命，也不想发财，只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杨善洲常说。
植树造林20多年间，杨善洲一共从省里争取到900万元资金，但他一分钱奖励都没要。“提了奖金，林子就造不起了呀!再说这是公家的钱，我咋好意思提?”他说。
奔波在争取造林资金的路上，杨善洲总想着怎么省钱。2008年，有一天他忽然“失踪”了，手机怎么也打不通，家人提心吊胆找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坐夜班卧铺车到省城昆明，正在去省林业厅的路上;2009年，他决定再次上省城争取造林资金，三女婿不放心要求一起去。“你去开销太大，增加负担，我自己去就行了。”“你再这样，我们就不让你去了。”三女婿急了。杨善洲这才勉强同意他跟着，却坚持路上的费用自理。
2009年底，鉴于老书记为保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市委、市政府为其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当家人把办好的存折交到他手上时，他开心得合不拢嘴，捧着存折看了又看，说自己从没有拿过这么多钱，还兴致勃勃地和家人商量这笔钱该怎么用，可商量来商量去，最终还是决定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就这样，除了留下4万元给让自己愧疚一生的老伴，他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用于资助贫困生，6万元捐给林场修缮哨所和昌宁县湾甸乡修建温泉浴池。
刚参加土改工作队时，杨善洲只领正式工作队员一半的工资，大家叫他“半个土改队员”。他笑着说：“跟着共产党干，工资发不发都一样。”
在地委工作20年，杨善洲长年深入基层，却从未报销过下乡补贴。原保山市总工会主席徐德武在杨善洲身边工作了两年半，坚持给他办理下乡补贴，并开了存折攒起来。1978年杨善洲在大官市林果基地听说当地群众搞林业经济多种经营想养蜜蜂，但是没钱买蜂箱、蜂种时，就问起了徐德武攒的出差费，一问原来已经有400多元了，高兴地说：“这下解决大问题了，你把钱全部给他们，用来买板子打蜂箱，让群众把蜜蜂养起来。”
退休后上大亮山种树，杨善洲经常为林场垫支，却从不主动报账，财务人员找他报账，他说不怕，场里没有钱，先挂着。
他过世后，各地干部群众纷纷前往吊唁，并备好礼金想向这位一心为民的好干部表达一份心意，却看到了概不接礼的公告。他生前留下遗愿，要求丧事简办，不接礼，不酬客，悄悄的来，悄悄的走。
杨善洲不是不需要钱。1970年，老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妻子捎信让他拿点钱修房子，他随信寄回30元钱;1988年，为了办事方便，杨善洲在施甸县城盖了一幢房子，却因无力归还欠债又卖了出去;因为没钱支付地委机关福利房所需的房款，他一直和三女儿一家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建的老地委宿舍房里。
乡亲们说，老书记一生都在想着为老百姓做好事，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贪”字。是啊，一个一心只想着老百姓、一生都把奉献视为最大快乐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贪念呢!
(原载《云南日报》2010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