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名字。人们记住他，是因为他在担任保山地委领导的近20年里，两袖清风，勤廉履职，忘我工作，一心为民，留下了共产党人的一身正气。
杨善洲曾经在保山当了近20年的“大官”，可人们都说他不像官，因为他从没有官架子，不摆派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官，老百姓亲切地称呼他“草鞋书记”、“竹叶帽书记”。
“杨善洲老书记和别的官不一样!”采访杨善洲先进事迹的途中，常常听见这样的评价。到底哪里不一样?记者走近杨善洲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相识的朋友、身边的亲人和与他接触过的群众，听他们细数那位“草鞋书记”的不一样——
“他不像个大官”
杨善洲下基层喜欢和农民一起劳动，犁田耙地，样样在行。1980年5月，在云南省昌宁县城到翁堵公社的公路上，有几位石工正在修一座涵洞。突然，一辆北京吉普停下来，一位50来岁的中年人下车后走到石工中间，和大家一起抬石头，砌涵洞。他见一块石头打得不平整，就从工人手中接过工具，叮叮当当地打起来，不一会儿，一块带有好看的芝麻型花纹的石头打成了，石工们禁不住对他精湛的技艺啧啧称赞。
有一次，杨善洲到平达公社河尾村调查水稻种植的情况，他来到田边察看，发现当地的农民插秧不规范，插得很稀，于是他就对田里的农民说：“这样栽秧可不行，收成不会好。”田里的群众看了看他，身穿一件蓝布中山装，脚穿一双破旧的解放鞋，不像个懂技术的。“你会栽，你下来栽给我们看看，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田里的群众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这时，只见杨善洲把鞋一脱挽起裤脚就跳进田里，接过秧苗很快就栽了一大片，而且栽得很均匀整齐，在场的群众都被镇住了。
后来，当群众知道帮他们打石头、教他们插秧的人居然是当时的保山地委副书记时，都议论开了：“哪里像那么大的官嘛，看起来就和我们老百姓一个样。”类似上述的事情，发生在杨善洲身上不止一次。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和老百姓分开，在杨善洲的心里，不管做多大的官，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只有随时把心和群众连在一起，才是一个称职的干部。
“他从不搞特殊”
“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能搞特殊。”这是杨善洲担任领导干部期间对身边的干部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近20年的保山地委领导岗位上，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杨善洲以身作则，自己带头不搞特殊化。1980年的夏天，他到保山县大官市大队，恰好碰上他前几年给大队果园嫁接的水蜜桃正在收摘。管果园的社员听说他来了，就从他嫁接的桃树上摘了一些桃子，请他尝鲜。他说：“要摘就多摘一点。”那个社员又去摘了一些来，他用秤一称，刚好5斤，就掏出钱来，要付给那个社员。那个社员不肯收钱，说：“这是你自己嫁接的树，还给什么钱!”他认真地说：“嫁接归嫁接，付钱归付钱，你不收钱我就不吃了。”最后，那个社员拗不过，只得收了钱。他这才把桃子拿来请大家吃。
杨善洲还严格要求家属，不让搞特殊。他的妻子张玉珍回忆：1970年，她生了三女儿，正在坐月子，家里粮食不够吃，姚关公社的民政干部给她家送去了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杨善洲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妻子：“我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地委领导的家属也不能搞特殊。”事后，张玉珍攒够大米和粮票还给了公社。
“书记做在前，我们地委的干部谁也不敢搞特殊。”曾经做过杨善洲秘书的段兴华说，跟着老书记很多年，从来没有吃过一次免费的饭。有一次，段兴华随他到龙陵出差，当时的县委书记在县委食堂招待他们吃饭，只有一碗萝卜炖排骨、一碗蒜苗炒萝卜、一碗白菜和一碗青菜。饭后，段兴华再三坚持要付钱，可县委书记不让。第二天离开龙陵60多公里，杨善洲得知头天吃饭没有付钱，立即要求段兴华回去付钱。段兴华坐班车到了龙陵付了6.5元饭钱，又住了一夜，回到保山时花了30多元钱。“杨书记，为了付6.5元的饭钱，我花了30多元，不划算。”他严肃地说：“账不能这么算，我们要算的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账。”
“他从来不收礼”
杨善洲认为，贪污腐败就是从占便宜、收东西开始的，他给自己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收任何人的礼。
杨善洲的家住在离地委110多公里远的施甸县姚关公社。有时，因私事请假回家，他都是自己买客车票，不让办公室派车接送。有一次，得知母亲病了，他就去车站买票。秘书长知道后，追上他说：“书记，小车闲着呢，叫司机送您回去吧。”他一边快步往外走，一边摆手说：“不用管，这是办家里的私事，公家的车是用来办公事的。”他对家人也很严格，担任地委领导的近20年时间里，他的妻子和女儿从来没有坐过他的车。
“一分钱的东西也不能要，这是原则问题。”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惠琴至今还记得父亲的话。她小的时候，有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送了她3棵甘蔗。当她把甘蔗拿回家时，被父亲看见了，问她甘蔗的来历。当得知是别人送的，杨善洲发火了。“赶快送回去，一分钱的东西都不能要。”后来，女儿哭着把甘蔗送了回去。杨惠琴说：“那时候甘蔗就卖4分钱一斤，3棵甘蔗不超过5角钱。”
知道杨善洲脾气的人都不敢给他送东西。给他送礼的人，总是被他毫不留情地骂回去，但偶尔也有例外。一次，一位和他关系很好的老部下来看他，来的时候带了一小袋玉米面，买了一斤蛋糕和一些香蕉，这些东西在当时不超过10元钱。为了不伤感情，杨善洲没有说什么，事后，他托人给那位老部下捎去10元钱。
“他爱和群众比”
杨善洲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他的心里时刻都装着老百姓。他常常对家人和干部们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要多为群众着想，多为老百姓服务。
他的三个女儿都是在老家上的学，当了地委领导后，他也没有把女儿转到条件好的保山上学。三女儿杨惠琴在老家姚关上初中时，施甸县委组织部专门写了个报告向市委汇报，并建议将她送到保山读书。杨善洲知道后，发脾气了。他说：“目前，大部分山区农民都很困难，他们的子女都在附近读书，为什么我的子女就要到条件好的保山来读呢?”
1970年8月5日，杨善洲的大女婿杨学明给他写信说，家里的茅草房已经快住不成了，外面一下雨家里都是水，晚上连觉都不能睡，两个妹妹一下雨就哭个不停。家里准备把茅草房盖成瓦房。他接到信以后，把身上仅有的30元钱寄回了家，并写信对家人说：“房子暂时不要盖，要克服困难，能住就住。眼下的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和穷苦老百姓比，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1985年，昌宁县发生水灾，群众的400多亩田地被淹了。杨善洲带着工作人员到受灾的群众家里、田地里调查受灾情况，回到地委以后，他召集干部开会，立即停止了当时正在建盖的地委办公楼，把钱拿去救济受灾的群众。后来，他多次说：“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能看着群众受灾不管不顾，自己盖楼房、搞享受吗?和受灾的群众相比，我们的办公条件差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喜欢和群众比的干部，最清楚群众的疾苦，也最懂得如何要求自己。杨善洲时时处处把自己和老百姓放在一起比照，这一比让他不敢搞任何超越群众的特殊，不敢心安理得地享受，更不敢忘记作为一名党的干部的职责与使命。
不搞特殊，不收礼，喜欢和群众比。杨善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他近20年担任地委领导的人生路上，留下了共产党人的一身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