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记者 宣宇才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这是云南省保山市群众自编的一首歌谣，赞扬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
杨善洲，1927年出生于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1951年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先后在施甸县和保山地区任领导职务，1977年起任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退休。退休的第三天，他返回家乡大亮山，住茅棚，修山路，在荒山上义务造林。在寂寞的山里，他“冬天当团长(烤火围成一团)，夏天当县(陷)长(下雨后都是泥巴路)”。为了多栽树，他在街上捡果核，翻垃圾桶。20多年过去了，杨善洲将呕心沥血建成的5.6万亩茂密的林场，其中有上大街靠捡果核种下的50多亩果园，无偿奉献给国家。2010年5月5日，他将政府奖励的10万元捐给保山一中，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
日前，记者沿着杨善洲足迹进行了深入采访。杨善洲同志那纯洁的心灵、高尚的情操，令人震撼。60年来，这位老同志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以超然物外的境界，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公而忘私，廉洁奉公，一辈子不为子孙积财，不为自己“留后路”，一辈子淡泊权力、名利、地位。云南保山市委组织部一位普通司机对记者说：“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老书记做到了!”
杨善洲告诉家里人：“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杨善洲83岁的老伴张玉珍说：“他当官是给老百姓当，不是给我们家人当!”
杨善洲家的房子就在大柳水村的山坡上，是2008年新建起的一栋砖瓦房。大女儿杨惠菊说，之前的房子几乎是全村庄最差的——漏雨就用土罐接，雨大点水就往房里灌。
20世纪70年代，家里人给杨善洲捎信说，房子漏雨无法住，赶快寄钱修补。杨善洲摸遍全身，找不到钱，寄了仅有的30元钱。担任地委书记多年，杨善洲的工资哪里去了?给他当过秘书的苏加祥告诉记者：老书记用钱很“散”，到哪个村看到谁生活太困难，就掏出工资去买点粮食、被子接济;哪个生产队没钱买籽种，他也掏钱帮着买。“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还能有多少钱给家里!”
1988年，杨善洲退休到大亮山植树造林去了。家里人借了5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栋房子。老伴张玉珍特意找他谈：能不能凑点钱帮儿女们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到9600元。老伴说：“9600元，能还5万?”结果，房子没入住就卖了。此事在保山市广为流传：“施甸有个杨老当(‘文革’期间被定为‘当权派’)，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
离开林场后，杨善洲住在保山市小女儿家的宿舍楼房里，屋里陈设简朴，几个旧沙发占据一大半客厅。小女儿说，父亲对生活没有要求，有时候一顿饭就泡个冷包子、馒头。杨善洲的孙子曾抱怨他积蓄少，杨善洲回答：“要跟群众比，我有工资生活，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
杨善洲不仅不给家里一点点“特殊”，而且要求家人与其他群众一样，承受生活的艰辛。
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按政策，杨善洲的母亲和妻子可以“农转非”，他却把组织部门办好的手续，压在抽屉里，一直不办。问及此，杨善洲解释说：“我当时想，大多数科、局长，还有地委委员的家属都是农民，我这个‘班长’怎能转?”
今年59岁的大女儿杨惠菊，为照料妹妹，在小学六年级退学。二女儿曾是代课教师，后来考上了公办教师。为此，县里特意叮嘱杨善洲的秘书说：“请你一定要告诉‘杨老当’，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和我们没关系!”三女儿杨惠琴在姚关镇中学读初中，每个学期花费差不多300多元。这笔钱，家里有时也付不起。一次交学费，大姐杨惠菊砍掉屋后竹子卖，赶了8次街，凑得200元。经学校反映，施甸县有关部门建议，将杨惠琴送到保山第一中学，便于书记照顾。杨善洲知道后发脾气：“山里娃大都就近读书，为什么书记的子女就要到保山来读!”他反问道：“如果我不是地委书记，这件事该怎么办?”
1986年，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姚关乡任副乡长的一位年轻人，看到杨善洲80多岁的母亲经常生病，老伴也风烛残年，家里实在困难，便跟民政商量，送去100斤粮食。杨善洲知道后，立即叫家里把粮食送回去，并狠狠批评了那位下派干部：“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
在杨善洲这里，公与私犹如楚河汉界一样清晰明了。杨善洲回家，自己买长途客车票。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家车。”1984年4月，杨善洲回家后，准备与三女儿杨惠琴一起返回保山。走了几小时到姚关镇时，突遇大雨，父女俩便在镇政府里躲雨。晚上8点多离开，党委书记担心他们安全，想调个车送他们到县城，杨善洲坚决不同意。给县委办打电话，县委办为难了：专门派车，杨书记肯定不坐，不派车又的确危险。上下商量后决定，安排司机师傅沿着大路迎着老书记父女俩走，碰面时不停车，开过几公里后再折返回来，借口对老书记说刚办完事，请他们搭顺路车。如此这般，父女俩才上车回到县城，接着换乘长途客车抵达保山。
回顾84个春秋，杨善洲说“只有一件事还没解决”。原来，保山机场举行庆典时，送给杨善洲等嘉宾每人一块电子表，该表至今未还回去，这事让他惴惴不安。
不提拔身边人，不照顾家乡人。在杨善洲的心中，只有党的意志和群众利益。
杨善洲29岁起担任县级干部，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50岁起担任地委书记，平民本色几十年不改。他喜欢戴草帽，穿草鞋，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草帽书记”。他脸色黧黑，双手粗糙，农民式的穿戴。有一次，杨善洲自己下乡，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乡秘书看他以为是农民，便打发说领导不在。杨善洲不急不恼，自己进村转悠，了解情况。
作为地委书记，杨善洲除了开会，很少待在机关，大半时间跑乡下，一辆吉普车三四个人，直接到田里，到群众中间，看茶叶，看甘蔗，看稻谷，等情况摸透了，才叫来当地干部。杨善洲原来的秘书告诉记者，做他的秘书，要苦得起，累得起，老书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种包谷就种包谷，好衣服肯定穿不成。
保山当时下辖5个县，每个乡都有杨善洲足迹。最远的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杨善洲绕道潞西，花4天时间赶到，了解群众困难程度，是否可以办糖厂。
杨善洲说：“带领群众干，做给群众看，不高高在上瞎指挥，群众才会服你。”为提高粮食产量，杨善洲在保场镇种了半亩试验田，改种粳稻，自己用“三岔九垄”式插秧，一亩地提高产量三四百斤。直到现在，保山当地群众还用“三岔九垄”办法插秧。杨善洲另外还有“坡地改梯田”、“条田”、茶叶、包谷等试验田，群众称呼他为“粮书记”。
杨善洲开展自我批评从不给自己留情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先后3次在全地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承认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认识不到位，工作推进慢。
杨善洲下基层从不允许吃饭不结账。有一次在龙陵县调研，在县委食堂吃饭一共花了6.5元。回保山路上，杨善洲问秘书是否结了账，秘书如实汇报，杨善洲命令马上回去结账。结果往返车费花了近30元，在龙陵县住一夜又花了3.5元。秘书问：“为了6.5元的饭钱，花了33.5元，值不值?”杨善洲说：“账不能这么算，不能占基层便宜!”
杨善洲从不提拔身边的人，这是他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确立的“土杠杠”。凡是提干，先由组织部门提出意见，常委会讨论，杨善洲从不打招呼。然而，对于基层扎实肯干的干部，杨善洲不拘一格提拔。1980年，中央要求提拔使用有文化的年轻干部，23岁的杨习超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公社书记。杨善洲从不特别“照顾”家乡。老家的人来找过几回，杨善洲说，以后不要来了，影响工作。杨善洲说：“我退休后，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
“退休后，回大亮山种树去!”没有房，自己搭窝棚;没有路，自己铺，杨善洲在荒凉的山上造林20多年。
杨善洲告诉记者，在地委做领导，不方便照顾家乡，遭到家乡人埋怨。“我当年告诉过他们，退休后给家乡办一两件事。”杨善洲说。1988年退休时，省委领导与他谈话，希望他住在昆明安享晚年。杨善洲说：“退休后，回大亮山种树去!”
上山造林，老伴劝他：“等你坟头长草了，树还砍不了呢!”杨善洲说：“我们死了，后代还可以享受。”
大亮山在施甸县城东南44公里，平均海拔2600多米，杨善洲16岁失去父亲，和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是大亮山养活了杨善洲一家。
当年3月8日，也就是杨善洲退休后的第三天，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杨善洲从地委大院消失了，大亮山上多了一个赶马人。大亮山群众有人叫他大爹，有人叫他大哥——他们也不清楚杨善洲是多大个官。没钱建住房，杨善洲带领大家用树杈枝叶搭窝棚;没有公路，大家人挑马驮，把锅灶、粮食、行李搬上山。整地、育苗，雨季一来临，杨善洲就带领大家起早贪黑植树。1988年，造林10000多亩。
“好个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面烤着栗炭火，后面积起马牙霜。”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杨善洲领着职工一边造林，一边动手，花了7000元修建起40间油毛毡房。这油毛毡房，冬天冷，夏天闷，杨善洲一住9年多。吃饭、办公的桌椅、床铺，大家因陋就简，就地解决。没有肥料，大家提着粪箕到村寨路上捡牛马猪粪作底肥。没有资金，杨善洲多次到省、市相关部门去筹措……
在林场，杨善洲每天6点多起床，7点干活，一直忙到晚上六七点钟。雨季以造林为主，从12月到来年6月则是巡山防火期，一天要走十几公里的路。因为管理得好，大亮山林场至今没发生过大的火灾。
1992年，大亮山林场建成第一间砖瓦房，杨善洲执意不住，“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嘛?”硬是把新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1999年来到林场的现任场长董继军说，老书记是最后一个从油毛毡房里搬出来的，也是最后一个从砖瓦房搬出来的。9年多的油毛毡房生活，使杨善洲患上了关节炎和风湿病。
杨善洲上大亮山种树后，老秘书苏加祥以《保山日报》记者身份采访他3次，其中一次边烤火边聊到凌晨两点多，越聊苏加祥越觉得沉重。老书记最初和孙子一起上山，山上雾气大、条件差，孙子呆不住走了。大冬天的，杨善洲就穿双磨破的黄胶鞋，露出大脚趾。回来后，苏加祥买双武警用皮鞋送去说：“你也不能太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了。”杨善洲的职务是大亮山林场义务领办人。这个“职务”，无需组织任命，不拿一分工资。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发工资，杨善洲出义务，不取分文。林场执意发工资，他只接受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增加到100元。
林场场长董继军说，老书记吃饭简单，抽烟是老百姓抽的牌子，多年穿那么几件衣服。杨善洲办林场10多年，争取了不少资金，按当时的规定，引进资金可以提成，但是杨善洲一分不要。他说：“拿工资就要干活，引进资金项目是本分，怎好意思拿提成!”
1999年11月，杨善洲修枝时，滑倒了，左腿粉碎性骨折。花了两千多元药费，林场要给他补一部分，他拒绝。腿愈后，他回到大亮山。省市领导考虑到杨善洲年纪大了，往返林场办事不方便，就专门为他配了辆三菱车。杨善洲坚持支付路上的伙食费，子女坐车要付钱。他说：“当个领导够‘特殊’的了，还要多占便宜，太不应该了!”
记者看到，在林场的一片果园里，碗口粗的果树整齐行列，树种却很杂，有桃树、苹果树、木瓜树等。董继军场长道破秘密：“凡是能捡到果核的树种，果园里都有。”原来，为了多栽树，杨善洲当年经常到大街上捡果核，翻垃圾桶。有的人说，地委书记干这事太丢人了。杨善洲却十分坦然：“不花钱又能富山，何乐而不为?”
杨善洲将5.6万亩林场移交，不沾一点好处，不带一根草去。县委决定奖励10万元，被他回绝。杨善洲说：“我公开讲过的，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不能糊弄群众嘛!”
车进大亮山，森林望不到边。清新空气扑面而来，难觅当年秃山荒岭踪影。林场如今初具规模：人工造林5.6万亩，树种以华山松为主，杂木林有1.7万亩;修通公路26公里，架通高压线15公里;修建茶叶初制所1幢14格，职工宿舍7幢23格，守山哨棚5幢13格。茂密的山林中，活跃着白鹇、野猪、野鸡、狗熊，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
这就是一位花甲老人，用20多年时间，披星戴月，带着大家，一棵树一棵树“造”出来的!
眺望青青大亮山，有人算账：5万多亩华山松，每亩200株，一共1000多万株。按每株30元，总价值3亿多。林子每年成长，那更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也有人这么算账，生态效益无法估量，社会效益无法估量，共产党留下的精神财富无法估量。
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把5.6万亩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移交给县林业局。移交林场时，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不带林场一根草去。许多人劝杨善洲：就不能留下点儿!也有人说这个社会有钱不要，是个大憨包。县委决定奖励10万元，被他回绝。杨善洲说：“我公开讲过的，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不能糊弄群众嘛!”
多少人曾经恭敬地伫立在杨善洲曾住过的窝棚前，心潮澎湃。油毛毡房已经朽烂，房顶垂下来几张破席子，剩下的床腿露出的是硬木桩子，上面布满青苔。窝棚前面的几棵雪松，郁郁葱葱，冲天而立。它们是杨善洲退休时从花盆移过来的树苗。睹物思人，“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在机关大院里做盆景，要到群众当中做雪松啊!”
很多人由衷赞叹杨善洲，他对此笑笑说：“白天造林、晚上烤火，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从1988年退休以来，杨善洲获得全国、省、市表彰22次。面对众多荣誉，杨善洲情有独钟，他告诉记者：“我最喜欢‘优秀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