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杨善洲精神研究会“保山座谈会”侧记

　　云南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原副主任、杨善洲精神研究会会长黄炳生（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顾问、教授甄小英（右），云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杨善洲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贵荣（左），在座谈会上。
　　从3月25日开始，云南省杨善洲精神研究会一行11人，在云南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原副主任、杨善洲精神研究会会长黄炳生的带领下，赴保对杨善洲事迹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顾问、教授甄小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田改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党建研究处处长、副研究员张士义，《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编辑部副处长岳劲松，云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杨善洲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贵荣，云南省政协原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原主任、杨善洲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卢云伍，云南省委党校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熊学忠及其他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调研工作。
　　调研组于3月25日赴保后，即于第二天便前往施甸善洲林场、三块石水库参观调研，同时专程看望了杨善洲家属。从施甸返回保山后，即在兰都饭店召开了由保山市和隆阳区相关领导和当年与杨善洲共过事的部分老同志参加的“追忆杨善洲老书记座谈会”。
　　座谈会上，黄炳生说：党的十八大以后，重新深入、全面、系统地学习杨善洲精神，有着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杨善洲精神是我们时代的一面旗帜，是我们领导干部树立执政为民思想的优秀代表。目前，研究和宣传杨善洲精神，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1、学习杨善洲培养使用干部的用人标准。作为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杨善洲用人不讲亲疏，不讲关系，培养和使用干部极为严格。无论是谁，只要犯了错误，坚决处理，决不姑息迁就。一方民心顺不顺，社会和谐不和谐，往往跟当地领导的作风和品质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要深入调查研究杨善洲培养使用干部的经验和方法，以及如何培养干部朴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借鉴他成功的领导经验，努力提高我们干部队伍管理的水平。2、关心群众生活，走群众路线，是杨善洲一生中最突出的优点。一个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心中始终想着人民的领导干部，永远不会脱离群众。杨善洲生前和死后，老百姓为什么始终惦记着他？就因为他“不摆官架子，甘当普通人”，永远说的是老百姓的话，办的是老百姓的事，与老百姓有着水乳交融的真实感情。“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我们要学习杨善洲“心用于民，情注于民”的高尚的公仆精神，永远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和父母。3、如何确立公而忘私的公仆情怀？杨善洲工作一辈子，奉献一辈子，是我们干部队伍中最优秀的代表。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又怎样做？作为一个领导，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从杨善洲身上学出效果、学出成效来，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总之，此次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杨善洲精神的学习与研究向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层次推进。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顾问、教授甄小英在发言中指出：杨善洲是一个非常受群众爱戴的领导干部，他高度自觉，知行合一，道德高尚，终其一生。我们要学习杨善洲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一个政党才会持久长远。
　　一些老同志、老领导在发言中强调：杨善洲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一种“想当官就不要发财”的高尚精神；他在实践中真实地为我们创造了一种“不摆官架子，甘当普通人”的为官模式；他为我们确立了一种“多想别人，少想自己”的为人品质。“杨善洲，一个过世不久的普通老人，一个离开地级领导岗位多年的老干部，一个在晚年再度创造了人生辉煌的老党员，当他的事迹被媒体传播出来之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干部群众，都被他平凡而伟大的人生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人们一方面使用了各种词汇——忠诚、无私、执着、坚韧、高尚、奉献……来赞美这位老共产党员；另一方面，也禁不住在不断追问：他何以能够在这个物欲膨胀、功利盛行的时代如此淡泊名利，坚守自己的内心信念和做人原则；他如何能够经受住权力、地位、利益以及各种诱惑的考验，而演绎出一个高风亮节的人生。显然，杨善洲的人生轨迹是无法复制的，然而，其人生所体现出的精神，却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地感悟和学习。”（李兵：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在学习杨善洲事迹的过程中，许多中老年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一段话：“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每一个经历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会对这段话耳熟能详，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但又有一种莫名的疏远感和陌生感。对某些人来说，若不是受到杨善洲事迹的强烈冲击，就很难再记起这段话。然而，杨善洲的所作所为赋予了这段话以鲜活的人生内容和时代内涵，使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这段话的分量和魅力。
　　座谈会上，在对杨善洲事迹的深入宣传及深层次研究上，一些老同志积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结合目前的实际，对杨善洲事迹本身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对我们现行体制以及官场上一些行为实践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有人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他的子女问题。杨善洲的子女有三个，一个是老大杨惠菊，是杨善洲出来参加工作三个月后的1951年4、5月份出生的，老二是1964年出生的，中间相隔了14年。老三是1970年出生的，与老二隔了6年。有人直接问过杨善洲：你的子女间隔这么长，是否中间死亡过？他说生一个活一个，没有死亡过。仅就这一点，从人性本身的一些特点来理解，就叫人十分震撼：杨善洲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就固有的人性本能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世俗的理解，但恰恰是这种被认为是世俗的东西，使许多人难以跳脱出这种世俗的束缚。不久前，网上报道的重庆市的一个厅级领导“艳照门”的不雅视频，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对这一类型的领导干部的个人品质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对他们是否是真正地愿意当好老百姓的公仆，实在是一个大问号。杨善洲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坚持住人性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还有对待子女前途问题的处理，更使人感到他内心世界的豁达和高尚。杨善洲的大女儿年轻时已经被当地的供销社招为职工了，但他硬是把她拽回去了。杨善洲在回答别人的质询时说：“当时参加工作本来就很难，为什么非要跟老百姓去争那个岗位呢？当地的年轻人多的是，为什么不招别人，偏偏要招杨善洲的女儿？说千道万，还不是因为我是个地委书记！”在世俗理念里，“官本位”本来就是一种“价位”，它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如果按这种理念循环下去，作为一个国家机器，日久天长，它肯定要出问题。要破除这种理念，作为一个官员，就非得作出个人利益的牺牲，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理念的恶性蔓延，从而使我们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思维更加清纯、更加高尚。杨善洲这种“百姓至上，公正为本”的执着的为官行为，正是人民江山永不变色的最为珍贵的基本元素。另一件事是杨善洲奇怪的“工资逻辑”。杨善洲对老伴说过：共产党早在土改时期就把土地分给了我们，这是分给你们的一个饭碗，端不好，吃不饱，只能怪你们没有本事；我这个工资，是共产党要我来做事用的“饭碗”，这个“碗”是公家的“碗”，“碗”里的饭吃不完，只能还给公家——你们“碗”里不够吃，只有自己想办法，不要老想着我手里的“碗”！在杨善洲的内心世界里，他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整个国家利益的范畴里，本人的一言一行，都应该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与百姓共患难，与国家同命运，在这一点上，杨善洲已经达到了“完全、彻底”的最高标准。第三个例子是杨善洲对待百姓的态度问题。电视剧里有一段所谓的“偷猪贼”王富有的描写，这是根据杨善洲工作中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当时真实的原型人物杨春兰上访后，杨善洲亲自批示，当时驻板桥的工作队领导直接安排一位同志去调查。其实，真实事件比电视剧描写的更为复杂。杨春兰这个人脑子比较活泛，改革刚开放，他就去搞贩卖猪的生意，很快就将家里的日子从贫困的漩涡里扭转过来。但这个人也有缺点，喜欢占点小便宜，当地群众的说法是“手脚有点不干净”。后来调查人员经过深入核实，他卖的那个猪确实是偷来的，但不是他偷的，是别人偷来卖给他的。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背上了“偷猪贼”的名义，两个待嫁的姑娘也嫁不出去了。对他的问题关键是在处理上的争议。当时个别责任部门的领导坚持说：“有关的执法部门已经处理过了，工作队出面去调查取证，是非法的！”杨善洲知道这种说法后非常冒火：“行政干部对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受组织委派进行正常的调查核实，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你把这个问题处理错了，一直错下去，难道才是合法的？”杨春兰的冤案在地委的坚持下最终使一个无辜受冤的群众得到平反。为了感激杨善洲，杨春兰跑到地委向杨善洲跪下磕头感谢。杨善洲当时将他扶起，他说的几句话，叫一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几个年轻人很受震动：“我们还要感激你呢，是你把问题及时告诉了我们，才使我们很快知道了不负责任、工作态度马虎的人在下面瞎搞！”杨善洲在对待纠错问题的态度上，使当时许多工作人员都有这样的感悟：一个人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一个社会，正是由于在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中促成它的进步和发展的，但某些人在改正自身的缺点时为什么显得这样的艰难？一个国家公务员，或者是执政部门的具体管理人员，如果连这一点简单常识都没有，还够资格从事这一项职业吗？
　　在对杨善洲事迹研究的一些理解上，一些老同志认为：事实上，杨善洲的事迹早在六十年代就在民间传开了，那时社会上除了毛泽东本人受到人们无限的敬仰外，其他人不兴搞个人崇拜。但杨善洲在保山来说，确实算是一种特殊现象。老百姓不管这些原则性问题，只要当官的对他们好，跟他们同甘苦共患难，他们就说你唱你赞扬你，有些人的嘴你可以管得住，但老百姓的嘴你管不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杨善洲事迹的宣传是从民间开始的。这从一个方面提示我们，杨善洲事迹的研究和宣传切忌不能受某种模式的限制，要走民间化和传统文化自生自长的道路。这种宣传才会有生命力，才会使“杨善洲现象”持久地形成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才会永远地成为陶冶我们灵魂的一面镜子。民间老百姓对杨善洲事迹的关注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比我们机关学得更扎实、更现实。杨善洲逝世后，一些自发去大亮山参观的普通农民就达数千人以上，有的回来后，还互相邀约着为杨善洲举行带有民间色彩的祭奠活动，有一个叫赵诚的中年农民自费到施甸杨善洲老家及大亮山考察，回来后，自编自唱杨善洲的歌曲，并将他的歌曲利用农村婚丧嫁娶及节日广泛地向农民传唱。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前久，有四五家家境不是很好的农民专门到杨善洲的老家去看望他的老伴，回来后，一位农村妇女对人说：“杨善洲，一个当过大官的家里，也就是那么个样子，比比他我也知足了！”说明杨善洲不仅是普通百姓敬仰的偶像，同时也成了社会群体构建心灵和谐的一个榜样。因此，对杨善洲事迹的研究，理论层面上除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外，同时还要结合传统文化对杨善洲精神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杨善洲人格形象的形成，跟我们党的多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但是也不能怀疑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他身上产生的重要影响。一个人对某种东西的执着和坚持，内心深处总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杨善洲生前说过：“解放前，我家里很穷，是共产党分给了我土地。他们给予我的这个大恩大德，我不知道报答，还算个人吗？”报恩，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被推崇的一种文化理念。所以对杨善洲事迹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研究，很容易被人接受，也容易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弘扬。另外，除理论层面之外，对杨善洲事迹本身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这更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头戏。因为，事迹是一个英模人物形成的重要事实，它最有说服力，也最容易被百姓接受。杨善洲的事迹，应当以他为官的品质为主线。他本人之所以在当地普遍受到百姓的爱戴和尊重，为官的清廉和公正，这一点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实际上，他在大亮山造林，并把价值3亿多元的资产交给国家，这是杨善洲为官为人的一种必然的逻辑结果。为官之道，以民为先，既要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要“两袖清风，我无人有”。“官清民自安”——当官的不崇尚浮名厚利，民众就不会去争名夺利；领导不贪图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百姓就不会去做偷鸡摸狗的事；百姓看不到当官的有丝毫的贪欲之心，就不会产生邪恶和动乱的念头。只要所有的为官者都这样做，国家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天下肯定就会“路不失遗，夜不闭户”，温暖和谐，莺歌燕舞。杨善洲说过：“老百姓日子好了，我就高兴；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我就睡不着觉啊！”讲得也正是为官的道理。学习杨善洲，就是要学习他为人为官的高尚品质。
　　保山“追忆杨善洲老书记座谈会”结束后，调研组的人员还到了保山市所辖的五县（区）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分别与各地的干部群众继续座谈讨论。整个调研工作于4月2日结束，行程达9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