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为期8天的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该章程共有六章29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也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它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党的事业由此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党章本应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然而在一大召开时我党未制定党章。而从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底，党团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国党员增加到195人，团员增加到5000人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正式的章程，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便是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它的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保存故事。故事的线索是小册子封面盖有的收藏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
谁是“张静泉（人亚）”？他与中共二大文件有什么关系？张静泉，又名人亚。1898年出生在宁波市霞浦镇，家里排行老二，16岁时为谋生到上海凤祥银楼当金银首饰制作工，1921年加入当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共产党，是上海最早的21名工人党员之一。张静泉先后担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等多个职务。
说到这，或许有人要问：张静泉没有参加二大，为何会得到小册子？根据档案资料，可以作如下判断：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9个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此同时，还铅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学习贯彻。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的陈公博得到一本，赴美以后将其翻译成英文并附在了自己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里，由此有了文献的英文稿；而张静泉也获得一本。1928年冬，张静泉奉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张静泉最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党内文件、书刊的安危，它们既不能让国民党搜去，也不舍得轻易付之一炬，怎么办？经再三考虑，他决定将这些文件、书刊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乡下，托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
一番深思熟虑后，张爵谦编了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向邻居们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接着，老人就在镇东面为张静泉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静泉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人把张静泉带回去的那一大包文件、书报用油纸裹好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老人十分清楚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始终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回来后“原物奉还”。没曾想，老人再也没能见到二儿子。
实际上，张静泉已于1932年牺牲。直至新中国成立，老人也没有盼到儿子归来，想想自己年事已高，这批重要的东西不能再“秘藏”下去了，于是叫在上海的三儿子张静茂连登几期寻人启事，但几个月后仍无音讯。老人便让张静茂回趟家乡，并向他揭开了“衣冠冢”之谜。然后，他将从墓穴中取出的一大包文件书报交给张静茂，要他带回上海交给相关部门。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专门刻了两枚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在文件和书报上。在这些秘藏文物中，仅建党初期党内学习的著作、杂志就有几百本。这之中就包括了铅印的二大小册子，二大通过的所有正式文件由此被完好保存下来。1950年与1951年，根据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文件精神，上海将该小册子上交中央档案馆。
（摘编自《新湘评论》2012年第22期 李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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