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记者 姜 洁
在杨善洲的观念里，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应该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应当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常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不能用来办私事。”
正因为杨善洲有这样的权力观，他一直谨慎用权、廉洁用权、秉公用权，把权力全部用到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去。
“滥用职权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
从保山到杨善洲的老家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在任期间探亲，杨善洲一直坚持自己买公共汽车票坐到施甸县城，然后再徒步回家，从来没有用过一次公车。
“老书记总是说，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最大，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曾任杨善洲秘书的徐德武特地翻出了老人生前的工作笔记，上面赫然写着这么一段话：“共产党人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正因此，杨善洲对自己和亲属的要求特别严格，生怕用错了手中的权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搭顺风车。杨善洲经常会让人搭他的顺风车，唯独自己的亲人例外。在他看来，让外人搭车是为人民服务，让亲人搭车就是‘滥用职权’。”保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习超给记者讲了两个对比鲜明的故事：
1987年7月的一天，杨善洲带着时任地委农村工作部科长的杨习超去腾冲调研林业、茶业发展情况。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当车开始爬高黎贡山时，看见不远处一个被大雨浇透的老农正挑着担子吃力地上坡。杨善洲赶紧示意司机停车，让杨习超问问老农要去哪里。得知老农刚从潞江坝买粮食回来，要到腾冲上营乡，杨善洲赶紧让杨习超帮老乡把粮食搬上车，一路和老农聊起了农活家常。该下车了，杨习超问老农：“老倌儿，你可知道给你搭车的人是谁?”老农一脸茫然，得知是杨善洲，才恍然大悟：“哦，你就是‘草鞋书记’!真不像个当官的!谢谢啊!”
另一个故事是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惠琴在保山一中读书时，有个星期天，也是下大雨，父女俩走路到施甸搭车回保山，衣服全淋湿了，就到姚关镇政府躲雨。躲了一阵见雨不停，杨善洲打着雨伞继续往县里走。镇党委书记就给施甸县委办打电话，当时的副主任寸发瑜知情后吩咐驾驶员，先开着车超过父女俩一段路程，然后调转车头开到他俩面前说：“老书记，去施甸吗，正好顺路，上车吧!”杨善洲疑惑地说：“怎么这么巧?”父女俩到了施甸县城，谢绝了司机要继续送他们去保山的好意，坚持乘公共汽车回保山。
“一分钱的东西也不能要，这是原则问题”
杨善洲认为，贪污腐败是从占便宜、收东西开始的。他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收任何人的礼。
“一分钱的东西也不能要，这是原则问题。”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惠琴至今还记得父亲的话。小时候，有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送了她三棵甘蔗。回家时，被父亲看见了，当得知是别人送的，杨善洲发火了：“赶快送回去，别人的东西一分钱都不能要!”杨惠琴只好哭着把甘蔗送了回去。
知道杨善洲脾气的人都不敢给他送东西。给他送礼的人，总是被他毫不留情地骂回去。一次，一位和他关系很好的老部下来看他，带了一小袋玉米面，买了一斤蛋糕和一些香蕉，这些东西在当时不超过10元钱。为了不伤感情，杨善洲没说什么。事后，他托人给老部下捎去了10元钱。
不收礼这个规矩，杨善洲一直坚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在他去世后，家属在讣告上写道：“家父遗言概不收礼，望各位来宾给予谅解。”他用清清白白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从不以权谋私的坚定原则。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
认识杨善洲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开“后门”。1981年的一天，一位转业干部找到杨善洲，想借着俩人是老相识的情分，请他帮忙分配到城里工作。杨善洲当场就毫不留情地回绝了：“你怎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你个人的私利!”
“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保山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怎么也忘不了，当年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中比较困难。杨善洲主动过问，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
曾经多次采访杨善洲先进事迹的云南日报社记者程三娟感慨地说：“从采访中听说的无数个故事里，我发现了好多鲜明的对比：林场先后有三个职工生病，他都毫不吝啬地送他们到大医院去治病，甚至不惜四处借钱给他们做手术，但自己摔伤后却只找了个赤脚医生;他不肯帮自己的家人农转非，却帮好几个山沟里的教师家属办理了农转非……通过这种对比，老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一下子凸现在我的面前。”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这句话是杨善洲在日记中的心声，更是他为官几十载对自己权力观的最好注解。从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树立了坚定的信念，认定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运用手中权力的唯一准则，把一切奉献给了别人，唯独忘了自己。
